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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者的聲音,誰有權遏制? - 進一步剖析榆林事件

--李偉儀

「雖然我不贊成閣下的論點,但我誓死捍衛閣下發表言論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伏爾泰(1694-1778)

「榆林書店」老闆以基督教背景為由,拒絕擺放民政事務局資助、香港女同盟會編纂的《她們的女情印記》口述歷史;另一份同志刊物《拼圖》於送往書店後被扔到街上,若不是編輯碰上拾破爛的婆婆,差點未能贖回那幾百份將成廢紙的《拼圖》。自從此事發生,伏爾泰的事跡不斷腦際縈繞。

伏爾泰(1694-1778)是一位以維護思想、言論、表達自由及寬容原則見稱的知識份子。伏爾泰的房子常年掛著孔子像,他欣賞孔子以哲理說服別人,不像歐洲地區運用宗教狂熱及權力迫害別人。於十八世紀歐洲,幾乎沒有一個啟蒙主義作家可以逃過書刊檢查制度的迫害。伏爾泰所著的《哲學通信》、《哲學辭典》、《老實人》等,以及他有份支持朋友狄德羅出版的《百科全書》,都曾遭禁止流通及焚書。他的名言「雖然我不贊成閣下的論點,但我誓死捍衛閣下發表言論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是他對焚書的慨嘆。

伏爾泰批評宗教狂熱得罪政府及教會而遭放逐,允許回法國已是八十高齡,海關官員問他:「有否帶違禁品?」伏爾泰答:「只有我本人是違禁的。」跨越二百多年,言禁與審查仍以基督之名瀰漫著,伏爾泰作品與女同志寫作受到唾棄。

新聞紙太快將事件兩極化──對立了「激進vs.保守」;「霸道女人vs. 私人地方」,再有衛道之士乘機對反歧視立法反撲而掩蓋其它有意思的討論。

書店,獨特文化空間

我從來不知道「榆林書店」是一片道德高地,我誤以為它跟其它二樓書店的做法一樣,自動騰出小架子讓民間團體送來宣傳品,沒理由會出現審查的問題吧。假象之所以浮現,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印象中旺角西洋菜街是民主運動聲音最有活力的地方,不論是行人專用區,抑或二樓書店,都是前進知識傳播的好地方。知識份子去蘭桂坊嬉戲,去西洋菜街卻是為了治學。猶記得「東岸書店」的一位店長,曾獲政府資助編寫反歧視教材,以身作側,為二樓書店帶來非常正面的形象;而剛結業的「洪葉書店」更是民間刊物的集散地──像雜價攤、單張亂飛的架上可尋獲女性主義、綠色運動、同志平權、宗教反思、另類藝術媒體刊物,更有牛棚課程。擺放單張的架子面積細小,卻帶來知識境界無限的空間,愛書人購得書本,又可從架上得到意外知識和啟發,掌握民間和小眾資訊。

第二,我本身也是「榆林書店」的常客,更剛付了年費做了VIP會員。我曾於店裡買過不少有關女性情慾的書,就算是同志書籍也買得到。農曆新年後不久,極度苦悶,與女朋友逛上「榆林書店」打書釘,看到台灣大學哲學系楊惠南教授剛於一月份面世的新書《愛與信仰:台灣同志佛教徒之平權運動與深層生態學》。假如比拼激進,坦白說《她們的女情印記》簡直是小毛見大毛了。楊教授探討同志佛教徒平權運動以及台灣佛教對於環境倫理的態度,其觀點是同志佛教徒不應受到責難,個人化「心靈改革」的環保運動也行不通,全球化和資本主義才是環境生態最大威脅者。楊教授認為同志和生態議題蘊含了同樣的宗教主題──眾生平等。我們一口氣買了三大本《愛與信仰》,並稱讚「愉林書店」的書種多,店員主動說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代訂性傾向書籍。

書店拒絕宣傳品時有何審查準則?賺錢的性傾向書籍容許出售,政府資助派發的教育刊物卻被拒?究竟是只歡迎乎合宗教原則的?還是可圖利的才笑臉迎人?

書店當然擁有最終的控制權,但書店不是純粹的消費場所,不像上樓咖啡店。它是獨得文化空間,知識寶庫,聚集愛書人,刺激新思維,發揚公民智慧。知識與智慧應該容讓差異,也就是伏爾泰所指的寬容,絕非一言堂,更不以任何藉口如宗教理由作壓迫之事。它應是百花齊放,讀者得到多元化觀點。宣傳品放在架上,讀者自會運用個人選擇權。台灣導演蔡明亮新作品《天邊一朵雲》上畫,裡面男性口交的場面能通過「一刀不剪」,台灣新聞局長表示「不想看的人不要去看就好」。學校、社區中心等場域亦跟經營書店的理念相似。知識經由老師和社工傳授,不應先被某些道德考慮而掩過,褫奪青年人的資訊權利。但多數學校和社區中心同樣逃避「敏感」議題,2002年理工大學一項性傾向調查顯示,青少年接觸到政府資助出版的性傾向平等教育刊物人數近乎零,刊物不獲准許於書店擺放,更遑論進入教育與社區機構。

不要騎劫了基督徒

還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討論,是否基督徒只有一種對待不同性傾向的想法?不少基督教朋友對我說書店丟了基督徒的臉,基督宗教對同性戀根本無統一口徑,所謂基督徒反對同性戀,只是論述的騎劫和壟斷罷!同是理工大學研究便發現七成基督徒支持性傾向平權。香港有同志基督徒,外國更有同性戀獲授聖職者。

就例如Rev. Dr. Leanne McCall Tigert是女同性戀者,她獲聯合基督教會授以牧師聖職,領有牧養心理治療師資格。她出版“Coming Out Through Fire: Survive the Trauma of Homophobia”(1999),一書時,擔任為美國新罕布什爾州首府康科特“Spirit of the Mountain”牧師。Tigert在書中指出,同性戀教徒應該出櫃,並受到尊重,出櫃可令同性戀基督徒更自主。更重要的是,很多反對同性戀人士反駁醫學上並沒有「恐同症」,這是同性戀者「創作」出來抹黑他們的東西。Tigert受心理治療訓練,她指出「恐同症」是一種情緒及心理症候,可量度出來,亦可透過心理治療(psychological healing)的方法一步步的讓恐同心理得以康復。Tigert的觀點是重要的,因為向來有心理學陣營中,大多數心理學家均出“Homosexual”是需要治療的心理問題,Tigert卻指出其實“Homophobia”更值得留意。Tigert現為美國市中心長老會牧師,康科特婦女輔導中心的家庭治療師,定期於教會內舉行「基督信仰與LGBT經驗」等屬靈講座。

此外,又有Bruce Hilton出版了“Can Homophobia Be Cured?”(1992),他是美國國立生物倫理中心主管,曾出任聯合衛理公會研習同性戀委員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ommittee to study Homosexuality)成員,並獲頒“Bishop Leontime T.C. Kelly Peace and Justice Award”之殊榮。書中他教導基督徒及一般人如何克服「恐同症」,他風趣地指出同性戀不會傳染,但恐同的心理卻會蔓延,但可以治癒。以Tigert及Hilton二書作剖析,主要是為了釐清基督徒身份之建構與權力糾纏不清,但可以肯定,在上主愛內的基督徒,不只一種。

民間團體憂戚與共

「榆林書店」事件令一群愛書人、知識份子、文化界、的朋友感到痛心,罷買是其中一個表達不滿的做法,事實上亦有很大機會在審查下書店根本無書可買。支持罷買行動的朋友,請把你的名字及感想傳到[email protected]或於inmedia本回應欄中留下你的名字和意見。

希望愛書人、知識份子、文化界、民間團體的朋友能對此事的進展作出關注。對於反同性戀人士先扭曲「逆向歧視」的概念,再四處散播謠言,大用特用「同性戀霸權」的可恥說法。這實在需要我們加把力去澄清,以免公眾受到誤導。

愛書人、知識份子、文化界、民間團體互相之間的連線,憂戚與共。我們不幸言中,有團體的刊物已進一步更到禁制,婦進的《平等與包容: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平等機會》月曆被拒絕繼續擺放。我們要有準備反同性戀人士在「平衡人權」(明光社成立了另一“平衡人權監察會”)的包裝下,指「任何社會政策和法律,或任何個人行為選擇的權利和自由,都不可有損於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亦不可造成社會不公平、不公義或其他損害」。也即是說,我們向來爭取的民主運動、婦女運動、綠色運動、同志平權、宗教反思、關注貧窮等等的議題,都可被這種「平衡人權」的論調指為偏頗,忽略國家權力、父權、資本家、異性戀者、原教主義者、中產及上流階級的觀點而被反對。一如「逆向歧視」的概念受到濫用,則會出現當有懷孕婦女/殘疾者被老闆解僱,當她運用《性別歧視條例》或《殘疾歧視條例》投訴的時候,老闆便可以「逆向歧視」來指她「恃著大肚的霸權來歧視我對她的歧視」或「恃著跛腳的霸權來歧視我對他的歧視」。

二戰結束以後,一位叫馬丁的德國新教牧師為自己在納粹暴行中沈默而感到悔咎,他寫道: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本文章的精華版刊於2005/4/17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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