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做紀偉，四個月大。他很趣緻，當我和朋友捉著他的小手，向他說：「你叫紀偉呀，知唔知呀，紀偉呀。」他「呀」一聲回答，然後笑起來，我們和他的媽媽也笑起來，稱讚他懂得回應我們的說話。我碰到紀偉的地方是在醫管局。那天，他的爸媽和一批準來孕婦到那兒示威，抗議醫管局收取她們三萬九千元的預約費用，是歧視她們。醫管局那天也宣佈已預約的非本地孕婦在分娩前流產，可獲退還兩萬元；而取得單程證來港的，可按本地居民每日住院費一百元收費，已繳費用扣除開支後會退還。
他叫做郎朗。我不用多介紹。他是鋼琴家，拿過不少國際獎項，並於上年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由內地來港，成為香港人。入境處向傳媒發佈計劃的成效，到目前為止有二百多位內地專才成功來港。政府會檢討計劃，希望吸引更多人才來港。
(圖片來源：http://youth.sdut.edu.cn/news/50/19850.aspx)
很有趣，兩件事都成為新聞，而且發生在同一天。
香港政府一方面用很多手段減低內地孕婦來港的意欲，另一方面又吸引內地以至全世界的有能之士前來。背後反映的，是香港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要增強競爭力，希望達成「亞洲國際都會」的目標。結果，判斷能否成為香港人的，是個人的質素，如果是有才能的，能夠為香港獲取名利的，就來者不拒；相反，如果是為香港帶來社會負擔的，就一個也嫌多，把他們排拒於主流社會以外，剝削他們應得的權利。新來港人士就是一個好例子。準來港婦女要負擔高昂的分娩費，「有錢先有得生」，而現在就有不少家庭拖欠幾萬元，還收到醫管局的信件要求盡快交款，終日面對壓力。房屋政策規定申請公屋的家庭，要有至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必須在港居住滿七年。雖然本地居民在內地所生而新來港的子女可視作本地居民，但整個政策無疑是歧視新來港人士。更甚者，在2004年開始，政府更改領取綜援人士的居港年期，由一年改為七年，結果就出現了新來港媽媽要依靠子女的綜援過日的怪現象。
或許有人認為新來港人士對香港沒有貢獻，或者貢獻不夠香港人多，所以現在不給予福利也是應該的。那我不禁要問：誰說他們沒有貢獻？他們照顧家庭，他們工作，有的甚至做義工，反過來服務社會，如果不是貢獻，那是甚麼呢？
這裡就帶出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這概念在西方思想存在已久，而創立當代公民身份理論的是社會學家T. H. Marshall。公民身份是指一套模式(practice)，這套模式(包括司法、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定義個人是否社會裡面一個有能力(competent)的成員(Turner 1993: 2)。Marshall把這概念分為三部份：首先是公民權(civil rights)，指個人能獲得公平審訊，受到法律保護。政治權指個人有權投票、集會、參與政府施政等。接著是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指個人有權投票、集會、參與政府施政等。最後是社會權(social rights)，指每個人能享有跟現行社會標準相同的生活，得到基本社會保障，例如醫療、教育、房屋和最低收入等。社會權是普遍性的，是作為社會一個成員應有的權利，而不是經常審查才能得到。
Marshall創立當代公民身份理論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時值福利國家的興起，照顧國民是國家和公民之間的契約。踏入七八十年代，經濟出現危機，傳統福利國家財政出現赤字。同時英美等國的新保守主義勢力抬頭，抨擊福利制度，主張透過削減公共開支舒緩國家福利負擔，提倡個人應為自己生活負責，福利只會造成依賴。公民身份的內容也「由公民權利導引，改造為公民義務導引……不再強調國家的責任，反而著重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趙維生 1999：9)。Newandorp (2006) 的研究指出香港人理想的公民身份就接近此種內容，強調成功靠個人努力，而不是政府支持。不同的社會機構也提倡這種價值，包括執法部門和社會工作者。作者參與社區中心的活動，發覺社工向受助人灌輸自助精神，減少依賴社工協助，以期融入香港社會。簡而言之，福利不再是人民應得的(entitlement)。更重要的是，當香港要趕上全球化的列車，務求要演變成為金融和資訊科技的中心，卻有意遺下一群低技術，低教育水平的人。他們也想上這班列車，但列車太快，對不起，沒有等候他們。
的確，他們是現今的情況是處於弱勢，但他們絕對不甘於這種劣境。他們會反抗，會爭取應得的權益。準來港婦女的行動是一個例子。而Pun和Wu (2004)的文章就記下一位離婚的新來港單親婦女沒有容身之所，又遭社會福利署拒絕申請公屋，事後她向群福婦女權益中心求助，並連同相同背景的婦女一起抗議，最後成功申請。另外，一直為幫助新來港婦女面對在港種種問題，提倡自助互助精神的同根社，除了舉辦活動維繫社員感情外，還四處到不同團體訴說新來港婦女的處境，更參與遊行示威，倡議政策，例如到立法會及社會福利署表達反對欣曉計劃沒有為綜援受助家長提供足夠配套，並漠視家務勞動和義務工作等貢獻。她們的生活比我們差，但她們投入社會的程度比我們積極，令我佩服不已。
這群人在團體的動員下組織起來，用不同方法掙扎成為國家的成員(即是公民身份)。這種公民身份是由下而上的，要求新的權利，以及維護現有的權利，這樣會擴大民主的領域。他們的對手不止是主流社會和政府，還是整個全球化的論述 (這其實改變了公民身份的概念，以往賦予公民身份的是國家，現在一方面不是賦予，另一方面對象應該超越國家，而是全球化(參考So 2005))，而綜援、房屋等政策就成為角力場。如果他們不爭奪，這些權利就會一步一步地被剝下。這種由民間自發爭取的公民身份，Holston稱之為insurgent citizenship (Friedmann 2002)。
這群人的行動除了是為了爭權以外，還提醒了我們，因為我們隨時步他們的後塵。正如上面所述，香港政府今天以「人口質素」去區分誰有資格來香港定居，將來也可用此標準來區分香港人 (Leung 2004)。香港要成為知識型經濟城市，除非我們不斷自我增值 (用現在的術語就是「終生學習」)，掌握新技能，否則我們也會變成不受歡迎之列，然後社會指責我們跟不上時代步伐，催促我們去再培訓，假使轉型不來要依靠社會福利過活，又會罵我們懶；轉型不來只能做清潔保安，又會被僱主欺壓。「四千蚊十個鐘，你做唔做？」這句說話，隨時發生在你和我的身上。
參考文章：
Friedmann, John. 2002. The Prospect of C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ung, Hon-chu. 2004. “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 and Exclusion: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ssues.” Pp. 97-114 in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ited by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Newandorp, Nicole. 2006.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Social Workers’ Efforts to Turn Chinese Immigrants into Ideal Hong Kong Citizens.” Pp. 123-150 in Chinese Citizenship: Views from the Margins, edited by Vanessa L. Fong and Rachel Mur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un, Ngai and Ka-Ming Wu. 2004. “Lived Citizenship and Lower-class Chinese Migrant Women.” Pp. 139-154 in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ited by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So, Alvin Y. 2005. “Citizen All? Citizen Equal? Social Exclusion, Marginality, and the Remaking of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Pp. 27-36 in Rethinking and Recasting Citizenship: Social Eexclusion and Marginality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Mary Tam, Ku Hok-bun and Travis Kong. Hong Kong: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urner, Bryan S. 1993.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itizenship.” Pp. 1-18 i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Bryan S.Turn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