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尚在自治階段）成立公務員培訓中心，剛上台執政的李光耀總理作以下發言：
「民眾大多數對法律及憲政的形式與細節毫不關注，也對什分權理論及如此憲法原則下一個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之目的與功能不感興趣。……假若前景未有改善，姑勿論源自民選部長們的愚昧，還是公務員體系的缺陷，則在五年任期過後人民很難再信任其所選出的政黨（指人民行動黨）、或是其所繼承的政治制度。」（意譯）
在其領導下，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靠政黨與公務員體系合為一體，以施政表現及經濟發展去建立執政之意理邏輯；久而久之，執政黨精英與公務員中之精英，構成政權牢不可破的核心，公務員體系成為前者培養及吸納執政人才之處（前任總理吳作棟及現任總理李顯龍，與所謂第二及第三代政治領導層皆出身官僚體系，包括職業軍官）。
如是，民眾所信賴的公務員精英技術官僚色彩，成為政府認受性的主要基礎。官政一體，有利於鞏固政權之效率與表現，但也令實質決策權轉移至公務員手上，因此有學者形容，新加坡長期一黨執政的結果是：人民行動黨只存在於政府內，是政府控制黨，而非黨指揮政府。
輕政黨而重官僚
把李光耀治新模式套用於香港特區，可能就是中央政府新思維下對特區強勢管治的期盼。這裏不是指北京在抄襲新加坡模式，而是說明兩者之間的思維同質性。李光耀打造的是一個有政黨競爭及議會民主之憲制名義，但實為一黨長期執政、官政合一、以官治國的非政黨化體制（早在七十年代已有其本國政治學者稱之為「行政國」）。
香港在港英殖民地統治典型時期，行的也是「行政國」模式—壓抑選舉及防止政黨政治，靠公務員官僚去治港。無論官僚如何走向改良主義、開放社會、大搞福利，但是最終仍是治權集中於非民選政府的威權體制。是中英談判、九七前途討論帶來了香港政制質變的契機。
為了顯示與殖民地專權有所分別，為了爭取新一代港人（特別是新中產階級）的歸順，北京接受實行有一定民主內涵的港人治港體制，這體制既有其繼承港英官僚行政主導的延續，也容納有民選成分的議會產生作用。此所以北京堅持中央對行政長官有實質任命權，但對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則無此要求。北京所接受的折衷模式，是特區政府權力由上而下來自中央，但受代表特區各方民意的議會所節制。
因此，在北京對港政策思維中，從來沒有考慮一個由本地政黨在選舉中勝出執政的局面，全中國（包括港澳）只有一個執政黨，就是共產黨，但是它在特區不直接執政，而是委託受特區社會精英認受（透過選舉委員會）的行政長官執政，主要體現中央意志。假如不是出現有實力及一定民眾支持的反對派，則相信北京的如意算盤是不同黨派代理不同社會階層及利益，但都透過議會議政的多黨參政制，監督政府，而執政者則是向中央效忠的特首及其領導下的職業公務員隊伍。
換句話說，跟新加坡模式一樣，特區模式是輕政黨而重官僚，靠後者的經驗、能力與效率去治好社會、發展經濟取得民眾認受。李光耀的政治務實主義看扁民眾的政治原則性與理想價值觀，視他們主要為經濟人而非政治人。同樣，北京在九十年代對港人的解讀，也是視之為追求繁榮安定而非空泛政治理想的一群。
尋求「次佳」模式
《基本法》雖為政治妥協之產物，但仍持一定之平衡性，規定行政長官的雙重負責性（既對中央也對特區負責）及行政立法之間「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可是實行起來，董建華主要只聽中央的，並矮化議會及政黨、視其為干擾行政主導。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中央進一步擔心香港失控及民主派坐大，故加緊對行政機關的掌握，其香港管治論述早已不談制衡，而只在強調行政主導，實際上就是「一國」或中央領導（指揮）下的行政主導，中央不再如董建華任內退居幕後，而是走上前台積極規劃。董下曾上，體現的不單是把一位為民所棄的特首換掉，而是借此機會把政治「非政治化」，就好像李光耀把議會民主制及執政黨非政治化一樣。
由北京欽點特首，已由暗轉明，但倒退當中也有進步，就是它明白港人情緒，故挑選一位高民望及有往績可尋（故能賦予另類認受性）的前公務員精英當特首，這樣人們也就不再執於憲政細節及原則，接受現實了。往後階段，相信北京會鞏固如此「民主代替」制，主要在公務員中培養執政人才，而政黨角色哪怕是「親中」政黨，只在於輔政而非執政。民眾主流雖嚮往民主普選，但不敢與中央硬碰，在普選無望下會退而求其次，爭取北京盡量按民意欽點。
如此一來，中央及特區社會均逐漸靠近某種「次佳」（second-best）的民主代替模式—北京不肯普選，但願意任命具民望的建制中人去執政；民眾爭不到普選，但願意接受有能者治港。而曾蔭權體現的，是這樣的「次佳」模式。
仍是去政治化的思路
北京雖難以完全控制議會，但看過「長毛」及「大班」入局後立法會仍運作如常，及泛民主派在現行選舉制度限制下難以議會過半，故也不太擔心議會癱瘓政府，但仍進一步強調行政主導，要求特首敢於用權，行強勢政府。可以想像，在整頓行政、構建以公務員為主幹的政權後，北京面對的是如何穩定（或馴服）議會政治，這裏不外乎兩途：一是打敗民主派，二是吸納部分泛民主派。前者要求親政府的民建聯及自由黨完全轉型、提升素質、搶過民眾，難度極高。後者視乎泛民主派在新強勢政府下如何定位反對派政治。
新加坡的反對派原勢力不小，但因在六十年代杯葛選舉而輸得一敗塗地。香港的民主派雖不會杯葛選舉，但若長期拒絕進入建制，則起不了大作用，只能等待政府及公務員犯錯。
北京在「七一」後思維調整，可不論政治出身而重用曾蔭權，也一樣可以不再一面倒依賴「愛國」陣營，轉而吸納泛民主派（如香港諮詢架構以至行政會議），以有助於穩定治權，減少紛爭。但無論如何，吸納政治之背後仍是去政治化或淡政治化的思路，跟早期港人治港的期盼，相距甚遠。
張炳良 新思維網絡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