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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國共研戰爭歷史 德政府力推 日僅充花瓶
從戰爭、衝突後走向和解，是一條漫長的路。跟日本一樣，德國也曾為如何詮釋和教導歷史而與其他國家有爭議，但德國政府在戰後致力推動跨國歷史研究，與鄰國攜手解決艱巨的歷史詮釋問題，更通過協調教科書而推動了與波蘭的和解，成為國際社會中為人樂道的一段經驗。相比下，雖然日本政府與中國周六同意成立聯合委員會研究兩國共同歷史，但若參照日韓在這方面的毫無寸進經驗，確也令人不感樂觀。事實上，日本官方近年所推動的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實際上只是「政治花瓶」。
德波和解成佳話 日專家籲借鏡
二戰後，西德就有意識地把推動國際協調歷史教育，納入外交政策中。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德國教科書國際研究所」協調推動，多年來以「法德教科書計劃」和「德波教科書委員會」兩個計劃最為重要。其中，法德在戰後的歷史和解較易，在1951年就初見成果(見另文)。
相比下，西德和波蘭的和解過程就艱巨得多，在80年代之前，雙方就教科書仍存在不少分歧。德國(普魯士)人和波蘭人的矛盾可上溯至幾百年前。在18世紀，波蘭曾先後3次被普魯士、俄國等瓜分，波蘭人反對普魯士化和俄化政策，不斷鬥爭，直至一次大戰後才復國，但在1939年又再被納粹德國和俄國瓜分，德軍更多次鎮壓波蘭人起義，屠殺了很多波蘭人。
前總理倡東西對話 鋪和解路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藤澤法暎教授指出，二戰後的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認為，當務之急是在冷戰中融入西方的陣營，同時法德和解被視為建立歐洲共同體的關鍵，因此法德教科書問題是外交大藍圖的一環，兩國合作的政治意願亦較強。
相比之下，西德和波蘭分屬兩個政治陣營，教科書合作的政治難度大得多。然而70年代西德社民黨總理勃蘭特上台，力倡東西方對話，終令到西德和波蘭有機會展開和解。
德波兩國要解決的不僅是歷史教科書，還有地理教科書問題。1972年，「德國波蘭教科書委員會」成立，踏出漫長談判的第一步。當時尚在冷戰時期，共產國家嚴禁與西方有任何「意識形態合作」，有關教科書的閉門會談成為當年少有的對話。
曾代表波蘭史家參與談判的博羅杰伊(W.Borodziej)指出，德波在1918至1970年間，關係長期處於緊張，故在談判初期，雙方代表其實都抱着強烈的對抗心態，甚至一度瀕臨談判破裂。然而，1970年德波簽訂的關係正常化基礎條約，為雙方解決歷史和地理書問題奠定了政治基礎---條約就邊界糾紛問題，重申奧得河至尼斯河是波蘭的西部邊界，保證尊重彼此領土完整。
終於，經過30次教科書會議，委員會促成了兩國在1976年簽署《有關聯邦德國和波蘭歷史及地理教科書的建議》，嘗試克服在歷史詮釋和領土上的觀點分歧。
德人積極辯論歷史消除分歧
當時波蘭尚處於共產鐵幕下，出版當局只是低調地逐少逐少加入新內容。但在西德，有關《建議》從一開始就成為爆炸性的政治風波，全國各地出現了無數的辯論會，不少教師積極參與。有關爭議最終證明是良性的，德人認真反思幾百年來德國屢次佔侵波蘭領土的歷史以及兩國關係，對波蘭態度從此顯著改善。
80年代後期，德波的教科書分歧基本上得到解決。1989年鐵幕倒下後，兩國教科書協調工作進一步深化，2000年推出比起24年前《建議》內容豐富20 倍的《歷史教師手冊》，而且在討論和推出的過程中，爭拗不再復見。所有之前被視為太敏感的問題，包括蘇俄在瓜分波蘭歷史上的角色，現在都有系統地歸納分類。
「 抱積極態度接觸才能成功」
藤澤法暎認為，雖然歷史問題一再觸動日本與鄰國的緊張關係，但日本卻不像德國，其外交政策明顯不重視歷史和解。「這正正反映了日本根本沒有從外交和戰略角度，去看歷史和解的問題。我們從波蘭和德國的例子可以看到，他們雙方都抱着積極的態度接觸，那正是他們成功的原因……我們也應該借鏡德國的模式，解決教科書的問題。」
韓日學者共研歷史 日政府拒作教材
針對日本歷史教科書篡改史實的問題，數年前韓日領袖曾在峰會上，同意設立「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希望就兩國存在差異的史觀和史實，達成共識。可是由於沒有明文講定研究結果務須融入於教材之內，日本遂以「政府不干預學者著書」為由，未有勒令出版商參考委員會的研究，編寫歷史教科書，使有關機構始終難起實際功用。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可使用由扶桑社出版、美化侵略史實的《新歷史教科書》，令中韓等鄰國極度不滿，同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韓，當時南韓總統金大中指出1998年以後，韓日關係發展因教科書問題而停滯下來，希望日本關注理解南韓人民的感情和憂慮，對此小泉提出，為充分聽取南韓的意見，可由兩國學者和史家成立合作機構，公平判斷兩國相關的歷史。結果兩國協定成立韓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
未明文規範日據研究編課本
委員會至今舉行過6次會議。韓日學者以韓日古代史、中世紀史和新現代史作區分，就兩國史述存在認識差異的19個主題，包括日本人過去侵略朝鮮半島、殖民時期逼害朝鮮人的歷史等，進行研討。可是有關的研究結果不僅無法付梓印行，日本文部省還再次讓扶桑社出版美化史實的《新歷史教科書》，令南韓人勃然大怒。箇中原因是當初根本就沒有協議文件講明，日本要將研究成果製作成教科書，或者強制日本教科書據以修訂。一名熟悉南韓國情的消息人士對本報說：「當年沒有詳細的協議文件，(共研歷史)根本不見成效。」
「 根本不見成效」
事實上，2002年3月「韓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依據協定正式成立時，韓日還沒有意見一致的合作細節協議文件。韓方主張機構正名為「韓日歷史教科書共同研究委員會」，要求協議文中列明日本教科書再作修訂時，「必須反映」兩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修正教育謬誤；但日方想的只是「歷史共同研究」，指歷史講法歧異是學者立場的問題，而且教科書審核制度日韓有別，反對由東京政府干預學界決定，僅贊同「靈活使用和併存記錄」研究成果。同年7月金大中訪日，向小泉重申要發揮共同研究的效用，「兩國政府必須積極予以支持」，但日本的態度未變。
結果到今天，委員會的研究結果只能製作成報告書，供兩國各教育機構、教科書出版社、傳媒等「參考」。不少南韓輿論都對此機構因「先天不足」而淪為「無用之物」，感到痛惜和氣憤。鑑於「韓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一無所成，日本廣島和南韓全國教職員工會大邱分會的11位老師上月19日同時在兩國宣布，他們將花費3、4年時間，編撰包含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歷史的輔讀教材《朝鮮通信使》一書，準備分別以日文和韓文在兩國出版，然而在未獲官方支持下，輔讀教材的效用有多大，仍屬疑問。
葉杏麗 何麗玲
明報
200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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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教科書計劃助兩國迅速和解
「法德教科書計劃」是德國教科書國際研究所的經典計劃之一，其目標是令兩國跨越經歷三場戰爭積聚下來的不信任，踏上和解。
其實在一次大戰後，德法已展開過教科書對話，當時史家的核心問題是誰要負上一戰爆發的罪責。《凡爾賽公約》認為德國須背負一戰的全部罪責，但這結論其實未經過認真的歷史研究。當時在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政客和史家就戰爭罪責掀起爭拗，法國人亦為其總統普恩加來是否要為1914年一戰爆發負責辯論。法德教科書委員會在1935年召開會議，並提出39項有關自1789年後法德關係的建議，但大部分建議尚未達成共識，就因二戰而中斷對話。
藉教育增國民互信 推動歐洲 一體化
二戰後東西方冷戰，在新政治形勢下，兩國史家於戰後5年就重開討論，並於1951年的會議上，一致通過採納1935年的教科書建議，並獲兩國政府採納，成為戰後歷史和解的里程碑。1965年兩國峰會首次討論了法德在一戰中的戰爭目標，並比較兩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
德法教科書會談的早期焦點是兩國關係，但在80年代起，會議的目的已超出解決問題，擴大至加深法德人民彼此的認識。會議中觸及的地理和歷史議題廣泛，從城鄉問題、工業化反思乃至歐洲一體化等。經過7次會議，委員會再在1989年提出一系列建議。
德國教科書國際研究所的里姆施奈德指出，法德教科書會議早期以和好為目標，但其後與會者已不再滿足於透過協調教科書而「避免戰爭」的目標，而是希望藉着教育國民互相了解，協助推動歐洲一體化。
法代表：政府支持是關鍵
法德教科書會談法方主要代表阿蘭(J.Allan)表示，法德教科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學校教師，及熟悉兩國歷史、兩國關係或國際關係的大學教授，委員會在提出建議後，會通知出版商、編撰者、教育當局和傳媒，並定期在刊物刊登進度。為確保有完全的學術自由，委員會成員並非由政府授權，然而儘管委員會本身沒有強制權力，但因獲政府支持，故他們的建議大多能獲教育界的採納和重視。
明報
200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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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倡設史料館無下文
德國官方多年來投入不少人力物力，推動教科書國際研究。在成立逾半世紀的「德國教科書國際研究所」協調下，德國與鄰國在學者、教科書出版商、教育當局的層次進行對話和談判。日本教科書問題專家藤澤法暎教授便認為，日本要長遠解決與鄰國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必須效法德國設立具實權的類似機構。
1951年，德國歷史學家埃克特(Georg Eckert)在西德不倫瑞克，成立了研究所的前身「國際改良教科書研究所」。這研究所雖然是一人成立，但卻得到西德政府的強烈支持，在政府撥款支持下有系統地推動教科書研究。1974年埃克特死後，研究所易名為GeorgEckert Institute。
藤澤指出：「如果日本要突破，就得學習德國的經驗。我們從德國教科書國際研究所的經驗看到，日本也絕對需要一個具完善組織、由公眾撥款支持的歷史研究中心。」
1994年，日本前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曾建議成立亞洲歷史資料館；翌年(1995年)是二戰結束50周年，當時一個由政府委任的專家委員會亦熱烈地通過這建議。但計劃後來丟淡，再沒有官員或政客牽頭真正推動計劃。
明報
2005-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