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的鎮魂塔
——北京新建築和它周圍的人
廖偉棠
「《泰晤士報》評選世界正在建設的十大最具雄心建築，北京的建築占了其中之三。」這一消息，去年成為幾乎所有國內大媒體的頭條，也成為海外媒體的熱點話題。談論2008年的世界，繞不過去的是北京；談論2008年的北京，首先要談論的就是其令人矚目的新建築。這些建築已經徹底地改變了北京的面貌，實際上，它們成為新北京的象徵的同時，也成為了一股作為潛意識的北京精神的凝聚物。這股精神由國家引導，各階層的人民積極參與其中，帶著狂歡的情緒，又不無惘然。
在12月北京《三聯生活週刊》上，副主編舒可文寫有評論文章<橫空出世，大建築>，他在客觀評論了北京的「大建築」現象的來龍去脈之後，「無意」地說出了一句真實的危言：「最無視城市的建築是最真實的大都市景觀。而大都市的力量和容量遠遠大於它的市民。」
然而一座城市難道不是由市民組成？一座建築難道不是為城市及其市民服務的嗎？它怎可能無視甚至淩越後者呢？北京市民的英雄崇拜精神造就了這些「大建築」，但這些「大建築」構成的大都市反過來卻可能吞噬了小市民們的存在。猶如八十年前的表現主義電影《大都會》所預言，運作著的龐大建築機器代替了有機的城市本身，繼而把人民化為零件、化為接近不存在的小數點後n位。
梁文道在他的節目提到這麼一個笑話，在北京機場計程車上，出租司機對他說:「現在北京是一個鳥城，有鳥巢（奧運會主場館）、鳥蛋（國家大劇院）、鳥腳（中央電視臺新址）還有鳥嘴（首都機場3號樓）。」說的都是新建築，聯想到「鳥」字在北方話中的特殊含義，以批判精神著稱的北京出租司機的話中嘲諷絕對大於自豪。自豪曾經有過，但隨著近一年物價飛漲，普羅階層的收入滯後，奧運後的美麗新世界暫時看來還只是畫餅充饑，自豪就變成了冷嘲，因為豪的明明於自己無關，是屬於另一個階層的。三大建築也好，十大建築也好，它們是「最具雄心」的建築，屬於國家神話中的英雄——經濟浪潮中的成功者們，離平民頗有距離，更別說最低下階層的勞動者甚至邊緣人了。
先以鳥蛋為例，在去年中秋的國家大劇院落成首演儀式中，特別預留了若干個觀眾座位給參與建築的工人代表，真是一夜輝煌，一夜過後，這些工人代表將和其他沒有這一夜輝煌的工人們遠離國家大劇院，這輩子也不太可能進來，因為這是一家用特種絲綢作牆紙、一張座椅造價接近一部汽車的、總值32億的超級豪華大劇院，它的服務對象只能是社會的新貴和特權階級。而這些工人又將和其他參與北京奧運前大建設的農民工一樣、和沒有暫住證的低層「京漂」一樣，可能會在他們共同締造的盛事8月開幕前，被勸返原籍（為了整齊市容和讓出資源）。即使他們能留下來，他們也不可能付得起高漲的房租、買得起門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對於他們來說，仍然只是夢想。
作為「鳥腳」的中央電視臺新址，更是一個矛盾的聚合體。純粹就建築而言，它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前衛的建築，它和國家歌劇院不一樣，國家歌劇院貌似前衛實則保守，以陰陽的形態盤踞皇城中心位置，仿似國家巨大的風水魚缸；而中央電視臺新址挑戰地心吸力、傾斜扭曲、雙生匯合，這都是建築大師庫哈斯未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圓的夢，它的前衛形態表現出「不懼權威、敢於嘗試、無所畏懼、高度自信」（香港建築師嚴迅奇的讚美）這些特點，的確如此——但是僅僅形態如此而已。
因為這最前衛大膽的形態，所承載的內容是中國最主旋律的意識形態代表，最保守、也是宣傳部門最強大的「喉舌」：中央電視臺。在中國單一的話語權力場上，中央電視臺就是「權威」，是最被非主旋律民意質疑的「權威」，是在新聞節目上領導人的出鏡順序都有嚴格規定的政治放大鏡。它既是巨額納稅單位，又是中宣部的密切夥伴，如果說如今中國最大膽的是建築部，最保守的就是中宣部。因此這個建築物和它的功用嚴重分裂，庫哈斯所使用的建築語言是「循環和生生不息」，類似莫比烏斯環的設計,建築的確是構成了一個內部循環,但中央電視臺更重要的是「內部」,而非「循環」，它是一個對外界來說開放性極其有限的機構。
這座建築同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在中央電視臺舊址門口，常常聚集著上訪的人民，他們奢望這一國家喉舌能代之申冤，因此那裏戒備甚為森嚴（為了防止上訪），新址可想仍會如是，作為「中央電視臺」它代言的只可能是中央，而不是人民。同時，這座新建築坐落在朝外大街旁，這裏是所謂「CBD」商業中心的前緣地帶，並將成為大「CBD」地區的新中心，周圍原來是50年代東歐式大院組成的老居民區，現在已經寥落得很，就等著發展商來拆遷重建，所以我們也別指望這座建築能和原來的市民發生什麼關係了。
這個關係之前曾表現為衝突，因為在大推土機前面必然會犧牲許多小市民的權益。這種本土市民和官商聯姻新權力之間的衝突，沒有溝通的可能。據說現在北京也會舉辦一些聽證會徵求市民意見，但光是形式上的聽證會是沒用的,這是意識形態的溝通矛盾,不只是政府程式的問題。就像國家大劇院曾受49位院士和108位建築師上書反對也未能阻止它的動工一樣，「因為這時候，城市生活的動力和內容已經離開原來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識形態的包袱，在新的旗幟下聚集了力量，這個旗幟因為鮮明和強大而不可阻擋。」舒可文如此總結，然而我們都知道一種力量如果強大到不可阻擋那會是多麼危險，沒有人可以防止它走向可能的謬誤。
幾個月前我曾經進入另外兩大建築——「鳥巢」奧運主會場和「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採訪。在北四環塵灰漫天的公路上下了車，四周竟然一片荒蕪——存在很多巨大的建築但沒有看見使用它們的人，道路的設計也是完全為汽車考慮。幾經輾轉走到「鳥巢」和「水立方」，果然壯觀，尤其前者，費盡巧思把建築超越材質的可能性發揮到極點，當時政府要求做「一個獨一無二的體育場、一個能讓人過目不忘的建築」，它絕對勝任。我來此是為了拍攝一個名為「我和我的產品」的專題，把建築工人視為創造者，「鳥巢」和「水立方」只是他們的產品，雖然主流話語中的創造者是那些建築設計大師們。在這些超越人類想像的龐大建築物下面，工人不但渺小，而且顯得很超現實，因為這些建築都像是模型的直接放大，像夢中突然膨脹的日常事物一樣。看著被高大陰影籠罩的工人，我突然想起一個古老的名字——萬喜良。
這些天馬行空的大建築，彷彿已經超越其功用，不再是建築，而是單純的象徵物。它們是一個民族寄予信仰的圖騰柱，由集體無意識趨向的英雄主義凝聚而成；它們是權力和金錢共謀的勝利幻象的勒石紀功之碑；它們更是一個未來之城奠基時的鎮魂塔，下面鎮著為了成全這個大時代所「必要」犧牲的許多無名「蟻民」的權益。
為著這些象徵意義，一種強迫超前的領導意識左右著北京城（以及眾多亦步亦趨的國內大城市）的發展和規劃，揠苗助長反而成為常態，就像50年代文學追求「高、大、全」，現在還要加上一個「新」。且不說與此高端建設呈現懸殊落差的基層福利、服務建設，這之間的矛盾超出了本文所能言說。回到城市本身，作為一座城市最令人眷戀的「無名特質」正隨著強力意志的張揚而喪失，「建築和城市中的這些特質不能建造，只能間接地由人們日常活動來產生，正如一朵花不能製造，而只能從種子中產生一樣。」（Christopher Alexander《建築的永恆之道》），既然人的日常生活已經漸漸從這種宏大的國家敍事詩中被隱形，我們可以想望的可能是一座巨大的紀念碑之城，猶如一朵巨大的塑膠花，不老不死、落滿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