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靜]
香港去年，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去世了。
送行的隊伍裏，有他不同年代的同行人。《70年代》雙周刊編輯、80年代走來的民眾劇社成員，90年代在「六四吧」結交的年輕兒女。
同行者日前作了懷念他的錄像、行為藝術等活動，又展出他麈封的攝影紀錄，合力說一個「傅魯炳的故事」——傅魯炳，因為魯迅而在名字加入魯字，原名傅炳榮，名字有三把火。
他的火，點燃於被警察粗暴對待的幼時，直至70年代，火光熊熊。燒起來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尤其年輕一代。中文、保釣運動開展，反殖反資反極權等的抗爭開啟新頁，傅魯炳投身的《70年代》雙周刊（下簡稱《70》），擔當關鍵的催化角色。
革命最後沒有成功，但傅和很多同行者從此再難放下革命。
為着「傅魯炳的故事」，《70》人久來聚頭，大笑大喝，白頭的人們，都醉了。
雄仔叔叔（阮志雄）笑說，莫昭如的口頭禪是「革命明天就會發生」。聽來信口雌黃，倒是莫一路走來的心理預備。今天的《70》人黃仁逵、雄仔叔叔、侯萬雲和莫昭如，談到昔日理想之延續、深化或轉化，都沉着，有靭力。只是莫的親密戰友、急性子的傅魯炳，總是會焦躁：「我不能再等了。」
他是不能再等了。
先行者
保釣運動初期，傅魯炳加入了「聽命中共政府，任務實為兩岸一統」的寡頭決策的保釣會，頗感失落，直至無意中登上《70》會址。他目睹一個編委把平時肅穆懸在大會堂的英國旗，當作爛布披上身，直奔街上，張翅飛行，他想，不就是這裏嗎？在芸芸左派和民族主義掛帥但被動的參與組織中，只有《70》的參與令釣運成為反殖的釣運，只有《70》「唯一想釣運擴展成在港內反殖、在港外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70》創始人之一吳仲賢曾經寫道。
《70》因社運而生。吳仲賢和幾個年輕人引發學運「珠海書院事件」，發現大眾媒體對社運分子的誤讀，決意作自行出版——《70年代》雙周刊。受到當時全世界無政府運動的影響，奧運會上拳頭高舉的黑人，在槍口插上玫瑰的反戰嬉皮士……《70》人的視野因而超越了個別運動，香港的保釣、更早的中文運動及隨後的反貪污捉葛柏等不再孤立，他們揭示出背後共通的殖民暴力。反殖意識抬頭了，「69年以後青年學生的活躍，與69年前的緘默……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70年代》擔任了這個激進化過程的主角」。
哪只是當年的先行者，96年，藝術家潘星磊向維園的皇后像淋了一身紅油，坊間震撼；原來，《70》人早就狠狠淋了一次。在78年復刊號封面所見，皇后像頭部還笠上市政局垃圾桶，碑台寫上紅字「打倒奴化教育」。後人不過重複他們曾經所作的。
「你看，黃仁逵將葛柏畫成了垃圾蟲！」莫昭如拿着《70》《青年先鋒》封面，捉狹地笑。尖銳、玩世式諷刺，他們的反叛語言。第一期做的是反越戰專題：世界思潮、前衛文藝，時局論述——最重要還是鼓吹行動。
幾波運動之後，約在74年和吳仲賢離開後另立的「革馬盟」共同發起的絕食示威，告一段落。不少70人奔赴西方國家學習。《70》出版廿多期後，約在72年停刊，後以不同名字「復刊」：傅魯炳參與製作《青年工人》、《女權》等，黃仁逵也有和年紀較小的搞《青年先鋒》到中學派發。78年用回《70年代》雙周刊這名字，復刊了4期就正式畫上句點。
離開《70》後，傅魯炳沉睡了十年。過着每逢周末為外母取位飲茶、出海釣魚的生活——他在其獨腳戲黯然道。
文化選擇，回應斷裂
就像任何一個革命傳奇的殞落嗎？各方嘗試解釋運動退潮，有指運動傳統承接、革命經驗斷裂的問題，也有說他們內部無政府主義的「黑」和托洛斯基主義的「紅」分裂帶來創傷……而對於不少後來「選擇」投身文化的《70》人來說，最希望回應的或者是行動者眾，覺醒者少的問題。
「初時我覺得舞旗很威風，人長得矮，一拿旗就能變高。但到某一階段我發現背後很多虛怯。不諳當時政治形勢，單單懂得口號。」雄仔叔叔說。「我們總是做了一點就跳去另一點，從一個運動跳去另一個運動，什麼也想試」，莫昭如說，鼓動的結果也是可想而知。
郭達年組成黑鳥樂隊、侯萬雲加入電影製作、胡子辦《電影雙周》，還有雄仔叔叔跟小朋友說故事和黃仁逵作抽象畫……文化，《70》時期他們已相信着並耕耘着，「從政治學觀點看，我們當時是壓力團體，亦因此引發壓力團體的生長，楊森、李卓人等就是那時出身。我們則早就沒選擇走政治組織的道路」。
《70年代》雙周刊本身已是明證，他們當時還有拍電影、開書店——往後的文化耕耘都可視作指向生活的延伸，而非割裂。
莫昭如80年成立民眾劇社。他覺得自己沒有經歷過革命理想的幻滅，最少是因為，社會上不會有一種革命意欲的真正滅絕，「中國民運、香港社運，一路有延續與承傳，不過有高低跌宕吧。70以前，66年蘇守忠、67年左派鬥爭……76年天安門事件，79、80民主牆，86合肥示威，然後是89」。身在運動的版圖裏，「你不知道高潮何時來臨，永遠都要在準備，但永遠都準備不夠」。
莫相信「創作」是覺醒的資源，透過戲劇發現、走進自己的問題。引自德國「生活劇場」，「走到工人那裏去，走到最貧苦的人民群眾去，教授他們所有技巧，使他們創造自己的戲劇。」在沒有導演話事的、平等溝通的創作過程中，讓每個人體現代議政制和期待先鋒黨以外的第三條路，一種草根民主。
這「第三種民主」莫不已在《70》時期的主張中。74年的絕食示威，「『革馬盟』喊四反，反剝削反貧窮，很大路。我們則鼓動民眾四不交，不交租、水費、電費、電話費，都是市民憑己之力可以做到的」。
種子早埋就能深種。雄仔叔叔跟小朋友說故事，開啟小朋友主動發聲的意識，「80年在法國看了一本書叫作How it all Began，德國地下運動游擊隊頭目所寫，訴說自己逃避緝捕期間由反對派變成了極端的獨裁者。他反思：『我總會有一天返回地面。但那時候我再也不會拿着槍。或許會到幼稚園教書吧。』」雄仔叔叔90年代就真的走進幼稚園。
等來再一次失敗
30多年間，大家還經歷了一場巨大催化——八九六四民主運動。仍在中學教書的雄仔叔叔當時認真思考運動裏可參與的角色；而傅魯炳，十年沉睡後蘇醒，加入莫昭如的民眾劇社和亞洲民眾戲劇節。當年四不交行動的絕食者傅魯炳，面對再一次民主變革失敗的衝擊，決意與莫昭如一同在劇場上串連。
90年代初，傅魯炳將「六四吧」經營為一個聯繫香港和世界藝術工作者、社運人士之地，當年就信奉國際主義的他們，開展了漫長的串連之路：走訪孟加拉、菲律賓、韓國等較窮困的亞洲國家，連繫、訪見基層劇者，共演全球化下受壓迫的故事、對民主的想望；不少外地本地的行為藝術家曾經在六四吧外演出，酒吧內傅則為迷失的年輕男女遞上酒，遞上他天南地北引人入勝的故事，遞上他的力量……再次走進革命的沉潛期，他和時代的對話更是曖昧寬廣，酒吧，劇場，相機鏡頭，電影菲林，哪裏是生活哪裏是戰場。
然走的都是碎步，可如何拉近和革命的距離？他和莫昭如、長毛為籌備《哲．古華拉》一劇親訪哲於玻利維亞的故鄉，曾為眾人精神渙散大發雷霆，逼迫大家在機場完成部分劇本，「你們年輕，可以等，我不能了」。莫昭如說，那機場對面的樓房，後來不久，塌了下來。
「我們是傷膝的兵士，無以行走，無以膜拜。
我們就是我們，我們不是我們。美麗而蒼老的歌聲，最初也是最後的歌聲，…我們擱淺在嘆息的世紀。」——淮遠（70年6月1日，《70年代》雙周刊）
深懼，只因無知
傅和莫昭如約定好，誰先走，另一人就說對方的故事。每有戰友離去，就重歷一場理想的追尋，十多年前，莫昭如就曾演繹了《吳仲賢的故事》。運動的歷史像待經併合的碎片，暗示着一種有意的洗刷或無意的遺忘，「關於《70》以至那個年代的運動經驗，應該早就整理成一些說法，讓這一代也能觸及到這段歷史」，莫昭如說。社會上，關於《70》的，是否就只剩下岑建勳、吳宇森等名字？
至於曾經的「70人」所作的深化覺醒的努力，如何抵禦今天社會對「激進」、「革命」深深的懼畏？縱然，「激進」（radical）二字的拉丁字源radix，意指根，可解讀為人及其根部：即這種徹底改變社會的精神，原本是，存活於世的依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