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每有「70人」離去-傅魯炳和同行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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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靜]

香港去年,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去世了。

送行的隊伍裏,有他不同年代的同行人。《70年代》雙周刊編輯、80年代走來的民眾劇社成員,90年代在「六四吧」結交的年輕兒女。

同行者日前作了懷念他的錄像、行為藝術等活動,又展出他麈封的攝影紀錄,合力說一個「傅魯炳的故事」——傅魯炳,因為魯迅而在名字加入魯字,原名傅炳榮,名字有三把火。

他的火,點燃於被警察粗暴對待的幼時,直至70年代,火光熊熊。燒起來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尤其年輕一代。中文、保釣運動開展,反殖反資反極權等的抗爭開啟新頁,傅魯炳投身的《70年代》雙周刊(下簡稱《70》),擔當關鍵的催化角色。

革命最後沒有成功,但傅和很多同行者從此再難放下革命。

為着「傅魯炳的故事」,《70》人久來聚頭,大笑大喝,白頭的人們,都醉了。

雄仔叔叔(阮志雄)笑說,莫昭如的口頭禪是「革命明天就會發生」。聽來信口雌黃,倒是莫一路走來的心理預備。今天的《70》人黃仁逵、雄仔叔叔、侯萬雲和莫昭如,談到昔日理想之延續、深化或轉化,都沉着,有靭力。只是莫的親密戰友、急性子的傅魯炳,總是會焦躁:「我不能再等了。」

他是不能再等了。

先行者

保釣運動初期,傅魯炳加入了「聽命中共政府,任務實為兩岸一統」的寡頭決策的保釣會,頗感失落,直至無意中登上《70》會址。他目睹一個編委把平時肅穆懸在大會堂的英國旗,當作爛布披上身,直奔街上,張翅飛行,他想,不就是這裏嗎?在芸芸左派和民族主義掛帥但被動的參與組織中,只有《70》的參與令釣運成為反殖的釣運,只有《70》「唯一想釣運擴展成在港內反殖、在港外反帝國主義、軍國主義」。《70》創始人之一吳仲賢曾經寫道。

《70》因社運而生。吳仲賢和幾個年輕人引發學運「珠海書院事件」,發現大眾媒體對社運分子的誤讀,決意作自行出版——《70年代》雙周刊。受到當時全世界無政府運動的影響,奧運會上拳頭高舉的黑人,在槍口插上玫瑰的反戰嬉皮士……《70》人的視野因而超越了個別運動,香港的保釣、更早的中文運動及隨後的反貪污捉葛柏等不再孤立,他們揭示出背後共通的殖民暴力。反殖意識抬頭了,「69年以後青年學生的活躍,與69年前的緘默……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70年代》擔任了這個激進化過程的主角」。

哪只是當年的先行者,96年,藝術家潘星磊向維園的皇后像淋了一身紅油,坊間震撼;原來,《70》人早就狠狠淋了一次。在78年復刊號封面所見,皇后像頭部還笠上市政局垃圾桶,碑台寫上紅字「打倒奴化教育」。後人不過重複他們曾經所作的。

「你看,黃仁逵將葛柏畫成了垃圾蟲!」莫昭如拿着《70》《青年先鋒》封面,捉狹地笑。尖銳、玩世式諷刺,他們的反叛語言。第一期做的是反越戰專題:世界思潮、前衛文藝,時局論述——最重要還是鼓吹行動。

幾波運動之後,約在74年和吳仲賢離開後另立的「革馬盟」共同發起的絕食示威,告一段落。不少70人奔赴西方國家學習。《70》出版廿多期後,約在72年停刊,後以不同名字「復刊」:傅魯炳參與製作《青年工人》、《女權》等,黃仁逵也有和年紀較小的搞《青年先鋒》到中學派發。78年用回《70年代》雙周刊這名字,復刊了4期就正式畫上句點。

離開《70》後,傅魯炳沉睡了十年。過着每逢周末為外母取位飲茶、出海釣魚的生活——他在其獨腳戲黯然道。

文化選擇,回應斷裂

就像任何一個革命傳奇的殞落嗎?各方嘗試解釋運動退潮,有指運動傳統承接、革命經驗斷裂的問題,也有說他們內部無政府主義的「黑」和托洛斯基主義的「紅」分裂帶來創傷……而對於不少後來「選擇」投身文化的《70》人來說,最希望回應的或者是行動者眾,覺醒者少的問題。

「初時我覺得舞旗很威風,人長得矮,一拿旗就能變高。但到某一階段我發現背後很多虛怯。不諳當時政治形勢,單單懂得口號。」雄仔叔叔說。「我們總是做了一點就跳去另一點,從一個運動跳去另一個運動,什麼也想試」,莫昭如說,鼓動的結果也是可想而知。

郭達年組成黑鳥樂隊、侯萬雲加入電影製作、胡子辦《電影雙周》,還有雄仔叔叔跟小朋友說故事和黃仁逵作抽象畫……文化,《70》時期他們已相信着並耕耘着,「從政治學觀點看,我們當時是壓力團體,亦因此引發壓力團體的生長,楊森、李卓人等就是那時出身。我們則早就沒選擇走政治組織的道路」。

《70年代》雙周刊本身已是明證,他們當時還有拍電影、開書店——往後的文化耕耘都可視作指向生活的延伸,而非割裂。

莫昭如80年成立民眾劇社。他覺得自己沒有經歷過革命理想的幻滅,最少是因為,社會上不會有一種革命意欲的真正滅絕,「中國民運、香港社運,一路有延續與承傳,不過有高低跌宕吧。70以前,66年蘇守忠、67年左派鬥爭……76年天安門事件,79、80民主牆,86合肥示威,然後是89」。身在運動的版圖裏,「你不知道高潮何時來臨,永遠都要在準備,但永遠都準備不夠」。

莫相信「創作」是覺醒的資源,透過戲劇發現、走進自己的問題。引自德國「生活劇場」,「走到工人那裏去,走到最貧苦的人民群眾去,教授他們所有技巧,使他們創造自己的戲劇。」在沒有導演話事的、平等溝通的創作過程中,讓每個人體現代議政制和期待先鋒黨以外的第三條路,一種草根民主。

這「第三種民主」莫不已在《70》時期的主張中。74年的絕食示威,「『革馬盟』喊四反,反剝削反貧窮,很大路。我們則鼓動民眾四不交,不交租、水費、電費、電話費,都是市民憑己之力可以做到的」。

種子早埋就能深種。雄仔叔叔跟小朋友說故事,開啟小朋友主動發聲的意識,「80年在法國看了一本書叫作How it all Began,德國地下運動游擊隊頭目所寫,訴說自己逃避緝捕期間由反對派變成了極端的獨裁者。他反思:『我總會有一天返回地面。但那時候我再也不會拿着槍。或許會到幼稚園教書吧。』」雄仔叔叔90年代就真的走進幼稚園。

等來再一次失敗

30多年間,大家還經歷了一場巨大催化——八九六四民主運動。仍在中學教書的雄仔叔叔當時認真思考運動裏可參與的角色;而傅魯炳,十年沉睡後蘇醒,加入莫昭如的民眾劇社和亞洲民眾戲劇節。當年四不交行動的絕食者傅魯炳,面對再一次民主變革失敗的衝擊,決意與莫昭如一同在劇場上串連。

90年代初,傅魯炳將「六四吧」經營為一個聯繫香港和世界藝術工作者、社運人士之地,當年就信奉國際主義的他們,開展了漫長的串連之路:走訪孟加拉、菲律賓、韓國等較窮困的亞洲國家,連繫、訪見基層劇者,共演全球化下受壓迫的故事、對民主的想望;不少外地本地的行為藝術家曾經在六四吧外演出,酒吧內傅則為迷失的年輕男女遞上酒,遞上他天南地北引人入勝的故事,遞上他的力量……再次走進革命的沉潛期,他和時代的對話更是曖昧寬廣,酒吧,劇場,相機鏡頭,電影菲林,哪裏是生活哪裏是戰場。

然走的都是碎步,可如何拉近和革命的距離?他和莫昭如、長毛為籌備《哲.古華拉》一劇親訪哲於玻利維亞的故鄉,曾為眾人精神渙散大發雷霆,逼迫大家在機場完成部分劇本,「你們年輕,可以等,我不能了」。莫昭如說,那機場對面的樓房,後來不久,塌了下來。

「我們是傷膝的兵士,無以行走,無以膜拜。

我們就是我們,我們不是我們。美麗而蒼老的歌聲,最初也是最後的歌聲,…我們擱淺在嘆息的世紀。」——淮遠(70年6月1日,《70年代》雙周刊)

深懼,只因無知

傅和莫昭如約定好,誰先走,另一人就說對方的故事。每有戰友離去,就重歷一場理想的追尋,十多年前,莫昭如就曾演繹了《吳仲賢的故事》。運動的歷史像待經併合的碎片,暗示着一種有意的洗刷或無意的遺忘,「關於《70》以至那個年代的運動經驗,應該早就整理成一些說法,讓這一代也能觸及到這段歷史」,莫昭如說。社會上,關於《70》的,是否就只剩下岑建勳、吳宇森等名字?

至於曾經的「70人」所作的深化覺醒的努力,如何抵禦今天社會對「激進」、「革命」深深的懼畏?縱然,「激進」(radical)二字的拉丁字源radix,意指根,可解讀為人及其根部:即這種徹底改變社會的精神,原本是,存活於世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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