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ampost 第52期 2008年4月號
Chanel Mobile Art展覽，猶如從天降下來，座落於中環天星碼頭的停車場。不容置疑，擁有雄厚資本的國際品牌可令一件事情幾近獨立地完成。Chanel以商業品牌的角色介入籌劃藝術活動的場域，邀請世界知名的建築師Zaha Hadid設計一個流動藝術建築物，及逾20位來自不同年代和文化背景的國際知名藝術家，就Chanel標記菱格紋手袋（quilted bag）提供作品。
這次於香港、東京、紐約、倫敦、莫斯科及巴黎的巡迴展出，有別於大眾對藝術展覽的普遍認知。策展人Fabrice Bousteau希望這個展覽跳出既定的展覽模式。「這不是傳統的展覽，而更像是一個城市的地貌，或是一齣電影」，而觀眾欣賞這齣立體電影時，「不用困於座位內，可以隨意走動」。正因為這個「流動」（mobile）的概念，他邀請了著名建築師Zaha設計一個不相等如移動的博物館或藝術中心的「舒適的地帶」，「讓參觀者沉浸於聽覺和視覺的境界，再被作品打動」。展覽需要限定入場人次，而觀眾亦要戴上由美國Soundwalk製作的錄音導賞，跟隨既定的路線完成35分鐘的參觀。他說展覽的構思是借哲學家Peter Sloterdijk的理論而來，Sloterdijk認為「我們只可以在一個範圍內存在和認識世界，這是一個全人類活於其中的密封空間。」
是作品與觀眾的錯落，還是開創觀賞的模式？
作為關心藝術與文化的人，及某些參展藝術家的擁戴者，能不用請假坐飛機訂酒店，就能親身一睹頂尖藝術作品及嶄新的建築，心底裏實是萬般興奮的。展覽以商品為起點，都不難預計藝術家會以反動或不理睬作回應；加上策展人對觀賞的獨到看法，他與參展藝術家間自然出現落差。不少參展藝術家的作品都轉向討論品牌、消費、物慾、現代生活、階級及文化互涉等課題，亦鬆動了對既定概念的理解。手袋的意義，可以被瓦解；但室內展示空間則難以扭轉。像林明弘這類與環境關係密切的作品，完全被多形狀的建築設計所吞併；而Fabrice Hyber更帶點示威的況味，自設貨櫃以抗衡Zaha的設計。這種角力，不止於策展與參展人之間，亦於展覽與觀眾之間。
場館不大，觀眾需憑票入場以控制人數，並須按時在館外等候，這是可理解及接受的。但每個觀眾都必須在導賞下完成參觀的過程，甚至於進入展場前，得先聽一段催眠式、陳腔濫調的錄音，起身行前轉左上樓梯都得聽取指示，實令人費解及討厭。
如果這是導賞，即具備基本介紹與導覽的功能，並給予有需要的觀眾的服務；但當入場者是有一定的藝術經驗，甚至熟悉某些藝術家的創作，導賞服務又會否有存在的必要？又或，觀眾是否都沒有權利去選擇，或全都被假定為需要指導的客體？如果錄音是藝術品，那得由另一角度來看。可惜的是，筆者被安排戴上耳筒提出上述問題時，工作人員似乎沒想到有人會提出質疑，即不預計會有抗拒安排的情況。筆者收到的訊息是錄音是導賞，不是由藝術家錄製的。但走到一半，筆者則被禮貌地查問為何不戴上耳筒，及這會遺漏不少資訊和跟藝術作品互動的方法。如果，把整個展覽視為藝術行動，那麼，參展的藝術作品就真的只是「演員」（actor），作品總得被安置以服務電影的橋段，而觀眾的進入亦只是電影裏的一個預設，或風景。我們真的「只可以在一個範圍內存在和認識世界」嗎？展品的水平很高，承載的藝術語言及引發觀眾思考的面亦很廣闊；可惜，觀眾只可以逗留35分鐘，即平均每件作品不能閱讀多於2分鐘的時間，但有趣的是部分錄像或投映片長約4至10分鐘不等。這到底是對觀眾還是對藝術家的不尊重？還是在介紹一種嶄新的觀賞經驗？這是筆者過於保守不願意放下既有的閱讀方法，還是在這種策展下根本不一定需要這類藝術家及作品？其中一位參展藝術家Sophie Calle以「Urgent Artist Needed」作品，不情願地現身於這個語境下，正好形容很想去看這個展覽又不敢苟同這種安排的觀眾的心理狀態。
展館座落於中環天星碼頭停車場。雖然展覽的背景、主題、內容或參與的機構，都與香港沒有直接關連，展覽為何選擇降落於此及之前種種細節等我們都無以知悉，但作為香港觀眾，我們看到的是舊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不見了，對開的填海工程把維港搞得翻天覆地，總無法把眼前的景象與展覽割裂。筆者不知道Zaha是否知道香港近年的保育事件，或其設計進入這種諷刺的境地。請來舶來的藝術計劃，正是香港政府慣常的推動文化做法，而這種罩下來的行政主導，諷刺地與策展人的「全面關懷」有相似的地方。作為本土觀眾的我們，總無法只看到展覽本身帶給我們的喜悅，而漠視就在旁邊的環境、自身不能磨滅的記憶，及現存的法則與制度。
撰文：阿三（繪畫與文學創作人，著有《單程票》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