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不得土地，就是這塊土地，土地能長經濟、能生錢‧‧‧」。故事始自春末，「白娘娘」正冒出頭來，緩緩蠕動於翠綠的蠶葉。張秉愛，一個嫁入河邊村落的女子，她可能沒想過，「山上」與「河邊」的經濟落差，遠遠比不上「傳統」與「現代」的斷裂。
《秉愛》是發生在三峽大壩興建過程中的故事，它描繪的，是與存在做鬬爭的貧農女子，如何與官僚、生活做鬬爭。影片中發生的故事來自於大壩的現代工程，但是影片使用的語言、陳述的話語，並不在於批評「現代」，而是從農戶的生產、生活，回來看待「人」的遭遇及選擇。
秉愛的生活，其實至少有兩層束縛，其一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倫理，扣連現代社會對於晉升、進步的想像，其二則是共產黨的運作方式，尤其是農村集體制所能解決與不能解決者。
自延安時代以來，「農民」要素便深厚的累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而其實質意義，我們可以從搬遷談判的過程中看到。桂林村的人民，必須以群眾的村民大會來安排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氛圍，群眾已經學會以「農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語彙來應對村幹部及拆遷辦，並且緊抓著對「政策」的詮釋語言來爭取權益。
然而上級委派的「工作組」，則展現了「黨」如何以動員群眾的邏輯，來化解人民與國家中央機構、政策之間的矛盾。動員群眾與工作組進駐的雙重手段所顯現的是，群眾無法觸及層級分明之國家官僚結構、黨結構的高層，亦即根本上僅能在既定政策中，抉擇何者對自身最有利。於是我們見到，再多的口號，像是「人的生活需與生產資料靠近」都將遭遇所謂的「不得已」，政策定調之後就別無選擇。
傳統上，共產黨的革命路線正在於以集體領導反對權力壟斷，不過，從張秉愛遭遇的小事件我們就能知道，今日共產黨的合法性，某種程度上也來自於這個層層分工、應對群眾以化解抵抗的體系。這於是讓我們碰觸到第二點，亦即當代碰撞中的倫理關係為何？
「不講條件，活著幹嘛？」。幹部回以「不是生意，不談價錢」。這句對話出現的場合，從根本上昭示了「現代國家」的律法系統已然成為辦事、行為的最高倫理準則。而矛盾之點在於，於在這項準則下進行的拆遷行為，雖然看起來存在某種官僚結構運作過程的「談判」，但卻高度任由幹部決定，並且以傳統人際關係、國家集體所有的權力關係作為包裝的皮層。
這於是成為批判的要點，也就是說，中國革命這許多年來，所積累起來具有正當性的現在這個體制，它到底朝什麼方向前進？以及以什麼方式進行？不斷以「革命」的方式動員群眾顯然是事實，但是已經高度體制的現代官僚，它所走的路，是否仍是過去群眾運動的想望？
「人」在共產黨的革命中已經成為可塑性極高的動力載體，但同時間，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更清楚的分析，繞在張秉愛身上、遭遇之事件上的中國傳統倫理觀、熊昌文的大學路、三峽大壩的意圖、官僚的思想？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見這許多線索在意識形態、實質生活需求的不同層面中彼此纏繞著，但是如何選擇、辨明，卻留待觀者評判。
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第一批村民開啟了外遷的生活。愚人節的象徵意義是虛幻的，但是搬遷之後的生活處境卻是真實的，正如同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或任何照顧群眾的口號之為虛幻般，比不上切身經歷官僚決策之痛。是的，村民們帶著家當，盆、桶，鋪蓋與磚瓦，歡喜地渡江去了，但張秉愛很清楚，外遷、後靠／補償與生產之間的抉擇實在被迫得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