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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5-06-07
世紀•香港學
十億四個基本教義 三種公民社會一個未來
沈旭暉 Roundtable召集人
十億是他們的故事，但不妨說說Roundta ble 的故事。半年來，我婉拒一切個人訪問，除了星期日《明報》的唯一例外，尤其不敢代表 Roundtable受訪，因為會員的共識是抗拒團體淪為卡片酒會的頭銜。一直被叮囑寫一篇不得花拳鏽腿的文章，澄清一些誤解，惟害怕成為傳銷。於是我和我們彷彿很神秘，惹人遐想。當十億成為新聞，也得自說自話。
文：沈旭暉Roundtable召集人
這是供稿的第三年頭，一直膚淺地堅持「他者」的角色，「我」從不是什麼。
Roundtable浮現半年，沒有一篇官文，因為它只是 incubator，會員各自表述、立論相衝，正如三位港大教授沒有密令貫穿，但有identity。所以「我」沒有以「Roundtable召集人」名義「活動」。說這些廢話，因為文章是對所謂原則的破例。但願是最後的破。
我不認識李嘉誠先生，大概也無緣成為御用文人。一位企業家向大學捐出巨額的社會反響，與使用港大醫學院萬分之一資源的Roundtable困局，卻有相當共性。邏輯大同小異：財團有黑手或陰謀→私利→捐獻→回報→玉成陰謀。
十億是他們的故事，但不妨說Roundtable的故事。半年來，我婉拒一切個人訪問，除了星期日《明報》的唯一例外，尤其不敢代表Roundtable受訪，因為會員共識是抗拒團體淪為卡片酒會的頭銜。一直被叮囑寫一篇不得花拳鏽腿的文章，澄清一些誤解，惟害怕成為傳銷。於是我和我們彷彿很神秘，惹人遐想。當十億成為新聞，也得自說自話。
Roundtable之謎
我在2003年回港，當時在科大擔任教授國際關係的訪問學者，向牛津博士學位申請遙距續寫論文。導師預言這教我晚三年畢業，自然言中。巧合地，回港前一周，一面之緣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前行政總裁李正儀博士致電英國，說撰寫政府台灣顧問報告的研究員忽然離去，希望立刻替補。我說可以一試，只因相信隨緣的哲學。及後輾轉認識研究所主席葉國華先生。
顧問報告是外快，我此外從事其他全職兼職義工，包括教育行政、媒體支援、大學兼任講師、更愛的曲詞寫作，以及偶然組織的兩個選舉研究計劃。計劃使用研究所牌頭，完全自治，性質已是Roundtable雛形。後來這群青年不願和研究所整合，主要是管理文化衝突，對理念和獨立的追求，乃至對本人不切實際的期望，才註冊新團體。現會員約有三分之一來自當時所認識。
我們一些理想和堅持，不知何故，觸碰著不少前輩也許久違的赤子熱誠，包括自居李鴻章的葉先生。新組織經費，曾在分家下厚著臉皮向他籌措，但他的財務職員有相當反彈。一輪擾攘，我們草擬教育計劃書，繞過官僚交予葉夫人，耀華教育機構校監：她機構的教育經費嚴定不能觸及政治背書，以免家長反感。我們保證研究就是研究，Roundtable就是Roundtable，不會出現任何立場壟斷，只會使用公民空間和中介，改變社會由「基本教義派」主導狹隘思想的現實，期望知識下放普及教育，建構有國際視野、學術邏輯和超越左右的新世代文化價值。行得很的官話，其實就是真言。葉先生捐出的就是一本書和開幕飯，原來拒絕署名，我們天真堅持「贊助禮儀」，竟一錯如斯。及後我們得到其他教育基金和一些友好的經濟援手，例如新力量網絡的前輩學者。我們會員也勉力支著，一般是將稿費電台電視外快全數捐出。以奉獻五位數字其中三人為例，我工作兩年，陳智遠去年中大碩士畢業，張韻琪是著名低薪的 NGO幹事，財力心中有數。每天約見財團基金富翁大學媒體各式人等，教人明白 Fundraising、企業管理、capacitybuilding的學問遠比學位困難；發掘捐款人歷史的學問，亦非我們所長。
索羅斯•抽水機理論
葉夫人多次問為何贊助沒有前提、命名權不過問、對新贊助樂觀其成，外間還認為別有用心。葉先生問何以他贊助民協當代新力量，受眾不惑；他也在進念董事局，反而是我們請他避嫌。除了勸我不要寫這文章浪費青春，「一輩人一輩事」的老人喃喃，他沒有提過Roundtable片言隻字。我不知道他們還願意支持多久，但我相信，外間也許欠他們一點公道。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A ，協助贊助人政治利益；B ，這人是特務白手套。假如是前者，可以行動判斷，公道自在人心，證據是0 ；假如是後者，一切都不能行動判斷，成了純粹陰謀，陰謀自在人心，證據也是0 。
我們來自不同院校學系企業政黨 NGO的 500會員，除了二三員工，都是人財兩失的打雜，得到的社會空間、網絡拓展、媒體大學企業出版伙伴，不應妄自菲薄。關鍵是我們追求理想之餘研制管理模型，在意識形態外釋出思想最大公約數，應用投資銀行和企業顧問的管理技術於 NGO，建立可持續發展社會企業，避開大學官僚架構研究，滿足這年齡層應有的追求，放棄列寧主義，參考拉丹由下而上的蓋達管理。鐵板從屬、核心爭端，不是這杯茶；坦白說，連會員概念在21世紀也甚是無聊。組織定位資源使用等都不盡人意，都要查找不足，但頗難認可單純的捐獻、彌補資源的創見，被虛無的陰謀吞噬。
這不是個別例子：陰謀文化，是縮影整個社會倫理的。
一年前，一位政協「揭發」美國民主發展基金 ( NDI )贊助支持新力量和思匯，論證 CIA干預內政。葉先生說他贊助任何團體，都被「肯定」是中央代言。 NDI香港總管是耶魯大學師姐，正和Roundtable籌備會議，牽涉小型資助，我們是漢奸？我們收取耀華基金，這基督機構校監的丈夫是傳統左派，我們即土共？近日Roundtable和某手機達成供稿協議，大財團的稿費聊勝於無，我們是地產商奴？我和長毛偶爾到酒吧，曾討論以這平台讓人明白不同經濟理論 (自然包括社會民主 )，我們反中亂港？都有所聞。
當然，通過金錢或利益控制組織、捆綁個人，是古今中外的客觀存在。西方遊戲陰陽分明：索羅斯被東亞政府視為邪惡化身，但成立社會公義基金，被各國社運捧為英雄。確保贊助「出糧」靠每筆捐款的共識，人在做，天在看。用索羅斯的話，這是「抽水機理論」。若每個受資助組織 use the dirty moneytodo the angel’swork ，都思考是否輪迴前被索某吸去的黑錢，公民社會就要崩潰。
三類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可粗分為三類。七一的能量，來自分散性公民社會，群眾自發遠比一個陣線發言人重要，當時不少學者預期它難以持續發展。在這種社會，集結、大量、有名氏資金，都可疑。這是永遠循環論證：議題因為拓展影響而存在，然而它的前提就是缺乏社會關注、政府資助、商業聯繫，難以像樂施會那樣得全港個體捐助，也就永遠淪為小圈子。遙遙無期的政黨和捐獻法以外，政府資助民間組織準則之官僚，則是「組織性公民社會」的竹幕。
還有第三類「企業性公民社會」。西方企業幾乎由社會壓力宏觀調控捐獻，捐獻命名其實是變相監督。連索羅斯回饋也被認同與公司業務脫鈎，大企業都同時向兩大黨和 NGO捐助。美國同學創業直線思維是「找贊助」，相信與socialadvocacy有關，這正是企業社會的責任。西方組織 (特別是大學 )私人贊助愈多，形象愈獨立：史丹福家族不干涉Stanford，政府才明擺著撥款影響學校。筆者曾在清華訪研，得悉內地學者也研究社會企業，香港 NGO卻面對企業性公民社會非奸即盜的困局，低調接受外國基金，募捐時印上「不接受任何財團捐獻」，下墮道德高地的浮沙。
企業性公民•香港的民主
按目前環境，民主不單是普選問題，而是如何在年份外啟動公民社會的問題。在從前特區，出現什麼人、什麼組織，都被按一文一字、一人一脈打成上下左右，以文革邏輯無限上綱。分散公民社會成員被硬歸邊，也許對所有人省時省事。若這是我們的民智，我們接受。
當我們的民主黨民建聯成員一同合作，自由黨工會成員如是，長實新鴻基成員亦如是，這是對政治主流的潛意識抗拒。當關信基陳祖為張炳良等教授成為顧問，當陳智思曾鈺成吳靄儀長毛等議員成為顧問，也許是對基本教義文化的意識厭倦。我們打算和牛棚合作籌款，梁文道笑說懂得籌款文化、也懂得接受籌款的唯孤與使君，這是恐怖的現實。難道這一代，無論什麼字頭也好，還要活在預設程式燃燒青春？
以社運心態為生的朋友或議員，有教人肅然的理想，我們衷心相信以批評其他組織或財團掩飾他們缺乏管理發展親和邏輯商營能力的，不可能是主流。只是客觀效果是企業性公民社會的催生，老是被非常態的分散公民社會延緩，同時也延緩整個公民社會的出現。沒有陰陽謀、宏觀調控，「選舉」自有不同。但哪�要拋頭露面拿出十億或十萬自找麻煩？
阿Q 地看，「不像缺水」是對成果的肯定，可惜結論正面，不代表前提正確，掩蓋不了結構性資源危機。組織是否存在，對我們個人利益影響微忽；我只是城市過客，不會期求什麼；半年前特區，又有什麼Roundtable？但這實在是一個文化建構實驗：實驗品有其他友好，但舉一反三不是謬誤。若組織始終被不同基本教義派按慣性公式以偏歸類，贊助人被醬缸嚇跑，大概反證公民社會狀?。若這是實驗結果，我們接受。
我不是我，只嘗試在出世入世間建構歧路摸索釋放公民社會潛能的模型，寫不了促進幸福下刪一千字的 mission statement，害怕鎂光燈，也不是什麼新晉才子，只是閱讀國際關係的普通人，雖然努力學習理性分析非人化，但也有26歲正常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自私狷狂。閱讀政治即恐懼政治，恐懼泛政治化又不熟悉政治的特區，和身旁朋友一樣，不可能對這地方沒有剎那又剎那的意興闌珊。支撐半年的不是理想，不是利益，只是明天出發的中東遊，因為我們很累。紅顏彈指老，剎那芳華，個人無病呻吟，可以不理，儘管我們會繼續實驗，但不會再出現「我」的文字。但若因為同類邏輯拉倒十億捐款，企業家身心俱疲，企業性公民社會的未來，香港的未來，才值得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