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明報
香港營商環境究竟是壞了，還是好了，社會上有很多流行的說法，但這些說法有多少是嚴謹和經受得考驗的呢？梁文道今天的文章就另闢磎徑，給予我們一個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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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一向以敢言著稱，言論往往相當驚人。他回應紅灣半島事件時，說這種以民意壓迫地產商低頭的手法，恰好顯示出香港愈來愈重分配而不重創富，而民主黨派挾持民意正使香港經濟走向衰亡。他甚至還宣稱「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這番話是「營商環境惡化」說的最激烈表達。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許寶強教授在上周一個論壇裏說得好，所謂營商環境的好壞，其實是一個觀點的問題。同樣的營商環境，對不同位置不同階層的人而言，其好壞優劣是完全不同的。舉個例子，97前的香港營商環境人人稱善，但是從世界各地的電訊業者來看，由英國大東電報局壟斷的香港又是不是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呢？今天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未經充分研究論證的情况底下，硬是要交給單一地產商發展，這樣的香港對中小型地產商和其他國際性的文娛工業機構來講，又是不是一個有充分競爭可能的理想營商環境呢？陳啟宗先生不也反對過西九計劃的單一財團發展方案嗎？同樣地，領匯不能如期順利上市，對很多投資者來講是個噩耗，但是對於現時正在眾多公屋商場艱苦經營的小商戶而言，這豈不是個不用擔心加舖租的良好營商環境嗎？
其實，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親商的城市。對於某些領域的大商家，香港自英國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一直在「積極不干預」的面具底下，給予傾斜的優厚對待。銀行、地產、碼頭與能源等行業，有很多年完全不用受到外來競爭者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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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之後，商人巨富非制度化的隱性影響力更是大增，他們不止可以和特區政府保持密切關係，甚至還有各種渠道上達中央。
今天大家都說領匯上不了市，房委會有破產之憂。但房委會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豈不正是政府停售居屋？而停售居屋這個決定，與其說是一眾「負資產」小業主的壓力所致，倒不如說是來自發展商的影響。因為比起大商家，一般香港市民在政治上的能量其實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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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香港的福利保障，論者就會舉公共房屋為例，說明香港政府厚待市民。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被認為是香港公共房屋史的轉捩點。如果細心回顧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若不是這場大火，港英政府就無法克服商界的強硬反對態度，開始以公帑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從一開始，商界就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公共資助和社會福利，哪怕那些措施長遠而言有利於社會整體和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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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今天，香港市民開始把財富分配等事關社會公正的議題擺上桌面，長久以來被寵壞的部分商界人士自然不習慣。盧少蘭女士以一人之力把龐大的領匯上市計劃搞垮，大家不去討論她的論據和公共財產私營化等更重大的課題，卻要狙擊誰是「幕後黑手」，徹底看不起這麼一個「普通師奶」。是不是忽略了在某個角度而言，盧女士其實是經過前「合一堂」社工的努力底下，成功「自我增權」的範例？同理，紅灣半島事件在陳啟宗先生的眼中，是末日天使吹起的第一響號角，但在大部分市民看來，卻是香港公民社會價值日趨健全平衡的象徵。
以陳啟宗先生深遠的美國背景，廣闊的國際視野，能不能猜想如果紅灣半島不在香港，而是在紐約或倫敦，事件會有何下場？答案不難猜到。紐約曾有樓房只是遮住了附近居民的陽光，而爆發重大示威迫使發展商讓步的例子。英國也有老建築被稍為更易門窗，就引起強烈社會運動的經驗。今天香港市民反對拆卸紅灣半島，不止沒有出現歐洲式的「佔屋行動」，甚至連遊行都還沒搞，只是一批小孩畫畫圖罷了。陳先生，你就受不了了嗎？今天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是變壞了，只是整個社會比起以前更進步、更逼近國際上的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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