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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南方朔

安徒

南方朔可說是台式 “才子”,成名於台灣蔣經國時代。在台灣解除戒嚴的時候,以 “民間學者” 恣態出現,一副反權勢、反黨國的民間知識分子面孔。此人無疑讀書甚多,著作不少,在今日台、港都有一些讀者群。特別是在親泛藍份子主導的香港傳媒吹捧下,南方朔在港也頗有一些讀者。

今日泛藍力量在台灣呈日薄西山之勢,外省後代苦無出路,從感情出發也好,以利益盤算為務也好,用文人身分與親北京勢力眉來眼去,在大陸尋出路,已經成為一種風氣。如南方朔一般,以時評人身份,指點江山,為彼岸政權出謀獻策,也不是罕見。但總不如南方朔般,因過去的民間學者形象,更令人認清思想立場反覆變異之大,令人擲筆三嘆。

此君早前公開在港呼籲北京干預台灣局勢,令島上泛藍人仕也為之側目。今日又開始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看官請看他有甚麼好貨色介紹:

(1) 不外乎將香港局勢,學舌地解讀為受外國勢力操弄;

(2) 玩弄一些故弄虛玄的概念,重複香港權威失落的一般識見;

(3) 舞弄師爺本色,為當政者代籌文化霸權大計,號召炮制文化統制論述,打擊他塑造出來的思想敵人:所謂內外勢力聯合塑造的 “民主直選論述”;

(4) 推銷一套為打造新統治集團組合而訂做的翻炒理論:資產階級民主;

(5) 代香港人邀請北京介入打造這套統一思想大計。

“民主” 是有 “階級性” 的嗎?全世界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相信 “民主” 是有 “階級性” 的。南方朔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

南方朔批評台灣民粹主義民主弊病或許說對了,但南方朔有在台灣推銷 “資產階級民主” 嗎?南方朔應要先講,在台灣,這麼好的 “資產階級民主” 應該是如何操作的呢?是要 “八百人選舉團” 選總統嗎?是要實施香港的 “功能團體” 制度嗎?還是要資產階級才有投票權的半封建制度呢?………

如此渡江說客,如此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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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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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的回歸則複雜多了。香港的相對繁榮富裕,使它對母國的感情相對較為疏冷,甚至還普遍有着某種程度的優越感,並演變成不信任感。回歸前,香港評論界一 窩蜂的在「民主拒共」上做文章,許多人移民海外,等到看看沒事,才又重新回來,即是最好的指標。除了香港人的這種心情外,我們又不能疏忽了,國際政治及媒 體勢力對香港微妙的操弄。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不好才是正常。

朝弱野強 政府癱瘓 會令社會倒退

處於這種情勢下的香港特區政府,尤其是特首董建華,遂和澳門完全不同。它所陷入的,乃是一種「無論怎麼做都不會對」的形勢。它做對的全被認為不重要;有爭 議的即會被認為不對;而做不對的則更會被說成是不可逭免的罪。近代西方政治理論裏有一種「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的說法,它指的 是朝弱野強的現象。當這種情况出現,整個政治體系就會「超載」(Overburden),無論做什麼都會有人以這樣那樣的理由來反對,最後是整個政府形同 癱瘓,官吏政要則人人只顧自己,再無團隊,更無整體。而今天香港的情勢,即是以另一種方式,加速着這種政治「超載」的過程。

當然,這種現象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但更關鍵的,或許應歸因於香港「脫殖民」後回歸的整個「時代精神」。這個「時代精神」,在本質上視特 區政府為北京的分身,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其實只不過是個「代理箭靶」而已。而對這種情况,儘管我們犯不着太過緊張,但也不能不格外提高警覺---那就 是政府的癱瘓,經常是社會整體倒退的開始,它最初會蛀壞香港社會的權威體系,當一個社會沒有誰講話會被相信,整個社會就會陷入缺乏領導與方向,因而馬達只 能在那裏空轉的困境。

因此,把今天香港的管治危機,歸咎於以董建華為首的領導團隊,要他們「查找不足」,這固然符合事實,但卻未必公平。如果總結香港回歸七年的經驗,我們可以說,北京和特區政府,在下列問題上有着共同的責任要負。

其一,乃是北京和特區政府,未能建立起一組符合人類普遍經驗,而且又必須有說服力的「香港論述」,因而整個香港遂被國際社會、外國媒體,以及在野人士聯合 塑造的「民主直選論述」所左右。這種「民主直選論述」,等於在基礎上即否認了特區政府存在的正當性,這種論述使得香港政治人物在做抗爭活動時容易社會動 員。「論述」乃是一種話語權,它對人們的意識、集體行動、判斷事務的準則等,都有着帶頭性的作用。北京和香港缺乏自己的論述,乃是特區政府無法取得領導性 的關鍵。而沒有領導性,即等於它打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被挑剔找碴,被認為「不可能做對任何事」(Can do nothing right)的命運。

其二,縱使到了今天,無論就經濟成就、社會複雜性,以及整體的現代性,香港都是大中華地區的頭牌,香港也最有可能發展出一種非敵對性的、高度有效率,而且 廣泛參與的城市民主體制。在這部分,台灣那種仇恨式的民粹主義並不足為法,香港需要一整代的工商精英、政治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形成歷史過程中的「有機群 體」(Organic Bloc), 替這種民主打造基礎。它必須超越殖民時代港督政府的那一套,不但公務人員要更合理有效率,還必須更加透明,藉着大眾參與 而變得更有說服力,北京能從旁協助當然更好。但在過去七年裏,我們在香港卻看不到這種格局的出現,特區政府和財團所延續的乃是過去港英時代的那一套,他們 完全不理解 許多事以前可以,現在已不可以。香港之所以有問題,乃是它的精英階層缺乏了現代政治的經驗,完全不懂得去形塑「有機群體」,以及用更進步的方式制定政策, 以及說服人們相信政策。當精英階層缺乏這樣的能耐,整個政治的時間表當然落入群眾活動家之手。這種消長關係會往管治危機的方向移動,癱瘓與空轉,乃是它最 壞的結果。

結構不變 撤換董建華也無大用

香港今日的問題難以盡述,縱使換掉董建華,情况也不會變好太多。因為,香港的問題不在人,而在於結構,尤其是歷史的結構。個人認為,現階段的香港,當務之 急,乃是要形成一種良好的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可千萬別相信過去「反資」的那些老套,而要從普遍歷史經驗裏去找答案,由西方經驗已可證明,沒有良好的資 產階級民主,就不可能有後續的普遍民主。這也是個人始終認為,在這個香港官僚政治式微的時代,應當是有遠見、有關懷的企業家們,結合社會上有所為有所不為 的其他精英,以及知識分子們,形成中道力量的時候了。有了這種中道力量,它才進而可以做為政府的輔翼,退而展開真正良性的制衡。企業精英由私轉往公,這是 他們歷史角色的擴大,香港企業精英應有這種西方社會早已出現過的自覺。這種自覺之目的,不是在求得支配力,而是替整個社會打造更穩定也更有分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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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明報 2004-12-29
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