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日在牛棚，有人問民間報導的倫理是什麼？我簡單地說，是透明、過程化和參與。
其實在構思系列報導前，已準備寫一篇背景性的文章，不過，期間因為團體文件還未到手，所以先從公平貿易議題出發。
持續二年的投訴事件
去年八、九月，當 in-media還在拉雜成軍的時候，己聽說有一些民間團體（約五個）正在草擬一份投訴信給樂施會（詳見另文），當時，in-media才剛開始，成員大部份精力都放在網站架構和宣傳民間記者等概念上，所以沒有主動去找團體了解事件，而團體亦希望以一個不公開，內部討論的方法與樂施會重建互相支持和尊重的伙伴關係。
樂施會於今年３月份正式回應了團體，但團體對回覆不滿，當中更涉及其中一個團體在投訴過程中，己通過的撥款因「調查投訴」被暫時扣起一事（詳見另文）。香港民間團體的圏子很小，那些團體向樂施會申請錢？樂施會負責審批的職員的態度如何？他們鼓勵那些類型的項目等？很快就傳遍整個民間團體的圈子。In-media算是後知後覺的團體（因為大家亦意覺到當耳語放公開的平台被報導，就會變成公眾議題，儘管in-media每天只有那麼３、４千的讀者），我們到今年八月時才側聞團體正在草擬第二封聯署信。
In-media「新媒體與社會改革」會議的撥款申請
另一段背景，我們在公平貿易的系列報導中已提過，涉及一些個人和團體希望 in-media幫忙成立公平貿易網一事，以及我和葉蔭聰的跟進採訪。
還有比較涉及到利益關係的是in-media於七月份向樂施會世界公民教育基金提交撥款申請一事。從去年十二月開始，in-media已構思於十二月的世貿會議期間搞一個國際會議，讓一些具有獨立媒體運動經驗的人可以分享經驗，並於香港推廣民間記者的實踐（我們估計世貿會議是一個民間記者實習的好機會）。
今年五、六月份開始進入比較細緻的組織工作（包括定主題和邀請講者等）和籌募經費。七月初我們向樂施會提出申請，在申請期間編輯部多次討論是否要徹出（詳見另文），後來我們先後找到嶺南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合辦和城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會議，並於九月初向中大民運基金申請撥款，民運基金很快（於九月中）通過部份撥款，同時樂施會方面的審批亦進入最後階段（若我沒有理解錯，樂施會對該撥款持頗正面的態度）；但編輯部決定徹出申請（雖然我們還未籌到足夠的經費），徹出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們要出版「問問樂施」的系列，編輯部的共識是無論我們是否取得撥款，都會籌組這個專題。以上是一點利益申報。
民間團體的人脈
其實在香港搞民間團體的圈子真的很小，即使團體之間沒有直接關聯，團體之間的人與人，都有點聯繫。In-media的編輯，很多都認識樂施會和其他民間團體的職員，而且也算是友好的關係，畢竟非政府與非政黨的力量在香港就那麼幾個，大家不互相支持，也無法擴大和延續。事實上，我和葉蔭聰於99-2000年有份參與的＜街角──香港社運文化筆記＞，也是因為樂施會撥款而得以出版的。
可是，亦因為這種團體和人的脈絡，很多時候，團體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內部解決，而沒有面向公眾的討論（以致缺乏公眾支持）；而 in-media所處的位置，與團體有別，因為媒體的邏輯是要把事件公開化與透明化，希望能引發起一些更具有深度的公民討論和批評，而不是政治與公關宣傳（雖然我自己亦有充當公關的工作）。
九月中我已告訴負責in-media撥款的樂施會職員說，in-media會有一系列討論樂施會項目和撥款的文章，希望她不要誤會我們的舉動乃針對個人的行為；上星期（十一前），當我們取得團體聯署的投訴信後，亦即時致電樂施會香港項目的負責人，希望他能接受訪問和介入討論。
我不希望有人（尤其是主流媒體）陰謀論地把事件「編寫」為團體對樂施會要錢不領的「尋仇」，這是對所有人，包括樂施會、團體和 In-media 的侮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