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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政治學者就民主運動路線展開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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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香港這個反智風氣甚盛的社會,有學者為時事或個別政策說三道四,名為論政。但就政治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辯論,卻甚為罕見。學者一旦從政,學者身份就更見淡薄。然而,最近5號報告書引起的政改爭論,卻掀起一場小小論戰。政治學者陳健民、陳家洛、蔡子強之間,一連發表了多篇文章,以學術論證泛民主派應否否決方案。陳健民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陳家洛乃英國牛津大學博士,蔡子強乃香港中文大學的本地學者。陳健民活躍於民主發展網絡,陳家洛也是快將成立的45條關注組新黨核心成員。他們之間的爭論,除了是各自學派傳承相異的結果之外,是否也能折射出這些民主黨派、組織之間思路的分歧呢?下面剪存了相關爭論的幾篇文章,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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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陳健民
2005-12-06 
 
遊行之後
兩條民運路線的抉擇 
 
星期天我帶了一位內地著名知識分子走在遊行隊伍中,體驗港式民主運動。我說港人對民主已有清晰的訴求,主要障礙還是在北京,喬曉陽便是專程南下說明爭普選時間表沒有法律依據。朋友不同意,說港人不懂中國官場的「潛規則」,不知道領導人口裏說「不同意」卻又不採取行動阻止你做的時候,就是讓你去做了。對他來說,喬曉陽其實沒有反對特區政府去研究和制訂普選時間表,港人便應通過政改方案,馬上集中精力去研究普選方法和時間,自然水到渠成。港人事事要說清楚,還要有法律根據,突顯兩地的文化差異。

我沒這位朋友那樣樂觀,但同意中港有相當的文化鴻溝,要就普選達至共識要透過重複互動後方能掌握兩地的政治理念和做事手法,所以我一直贊成民主派與中央破冰後要有多層次接觸,亦希望政改能達成共識,作為民主派與中央合作的開端。但月來民主派有一套理論,認為香港民主化決定於民眾的壓力,假如將政改與時間表綑綁,加上群眾運動,可有機會短期內爭取到雙普選的承諾。即使因此把政改拉倒,民眾的壓力會累積在2012年的政改,成功機會與時俱增。

我對香港民眾爭取民主的決心在周日遊行後亦充滿信心,但上述的理論只集中分析當權者抑壓民主所要付出的「代價」,而沒有考量實行民主對他們的「代價」。只有當前者付出的代價比後者大時,當權者方願意放權。譬如說,曾蔭權這兩天肯定在計算進一步改革政改方案要付出的代價與維持方案不變所付的代價何者為高。在民情洶湧下,方案原封不動而遭立法會否決,肯定會令曾成為大輸家,他能夠駕馭大局的能力將受到各方質疑。但假如曾決定取消委任制,一方面可能會開罪保守派,認為政府太過軟弱(在深圳的政制交流會上,便有一左派人士「提醒」政府如進一步修改方案,必須重新諮詢他們),假如最後的方案還是通不過,便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如果取消委任制亦要在兩種代價中權衡,對普選的承諾,肯定要考量更多。

企硬?妥協?

究竟企硬或是妥協會更快為香港帶來民主?誰也不知道。前者考量更多是增加當權者壓制民主的成本,後者考量更多是減少當權者實行民主的成本。

拿共產時期東歐的經驗來看,因為主權受蘇聯控制,反對派無論採取什麼策略---匈牙利在1956年革命失敗後經歷高壓統治,其後自由派分子在黨內進行自由化政策;捷克在1968布拉格之春後知識分子與政府劃清界線,憲章七七成員以他們的道德力量批判建制直至共產黨倒台才加入政府;波蘭團結工會雖然有力量推翻政府,但卻實行一個「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movement),經常與政府和教會舉行三方會議,尋求改革---最後還是因為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才提供全面民主化的機遇。也就是說,無論民主派採取溫和合作路線或者是強硬路線,香港何時能實行全面民主全視乎中央政府的變革,沒有科學的方法計算何者能加速此過程。

但假如兩條路線在何時能達到終點均不確定,也許我們便應選擇在短期內能帶來明顯進步的路線。現時的政改方案包含不公正的選舉方式和在民眾中的支持率已跌到不及一半,民主派根本毋須考慮。但假如政府把委任議席取消,民主派便應考慮改良方案是否有利於改善目下香港的管治問題。當然,民主派考量通過或拉倒時,亦有他們必須計算的代價。究竟改良方案會釋放更大的民運力量或是會令民眾的熱情消退?究竟接受改良方案會擴大個別黨派的發展空間或是會被忠誠支持者唾棄?在未來兩星期,政府與民主派必須小心盤算,因為每走一步,都可能影響博弈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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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陳家洛
2005-12-07 
 
遊行之後
東歐讀書人的民主抉擇 
 
 
陳健民兄形容現時的民主運動前路為「兩條路線」的抉擇,也就是說「究竟企硬或是妥協會更快為香港帶來民主?」也許是潛意識驅使之下,陳兄和不少同道的本地學人都參考東歐國家在共產主義時期的情,希望在當時反對派的歷史經驗中找到一些啟發。正如法國思想家Tocqueville所指:「沒有比較,我們的腦筋難有進步。」那麼,東歐的讀書人在民主運動的漫漫長路上如何作出抉擇呢?

以波蘭左派思想家Kolakowski為例,這名前波共黨員在1968年的清算猶太裔黨人的運動中被迫流亡英國。他提醒有志真正政治改革的年輕知識分子,誰是黨內的「改革派」、誰是「強硬派」的討論意義有限。因為同一幫人有時「強硬」,有時「溫和」,目的只在於延續一個不屬於人民的專政制度。他建議真正的改革者採取由下而上、由(黨)外到內的改革方向。

波蘭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似乎都判斷,只有靠黨外改革者的持續力和動員能力才是出路。Michnik於是主張「新漸進主義」的路線。驟聽起來,還以為這是妥協之路。跟及後波蘭團結工會採取的「自我克制運動」相同,他其實在強調一種反建制的民間社會運動不應隨便接受妥協。「修正主義和現實主義者致力尋求跟當權者妥協的辦法,最終會被建制吸納,附和了他們,並脫離群眾。我認為,東歐的異見分子只有努力不懈為改革出力,與工人、學生、知識分子並肩而行,漸進地和平地迫使當權者保障自由和尊重。」

事實上,團結工會這個擁有1000萬成員的民間運動,一直努力經營民間社會的生存空間。它的「自我克制」的意義,充分體現在波共跟團結工會的談判中,後者一方面堅持獨立自主的組織路線,另一方面只接受波共「在國家內(註:非社會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換言之,波蘭的民主運動在為人民「充權」(empower-ment)的立場上請晰明確,毫不含糊其辭。亦只有這樣的道德勇氣,才能鼓動在極權秩序中人民對自己的尊嚴的執著,並對透過集體行動改革政制抱有多些希望。

波譎雲詭 如何自處

匈牙利的Konrad和捷克的Havel(哈維爾)均主張無權無勢的人民「是其是、非其非」地說出實話,無必要歪曲人民對現狀的不滿。他們是「非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的先鋒。他們所指的是不應視政治為權術、策略、計算的玩意,而應把人民的尊嚴和權利放在首位。哈維爾進一步把捷共形容為一個「制度化了的謊言」。人民要自救就必須說出實話,否則便成為了這個謊言的一部分,自欺欺人,被權術埋沒了良心。

東歐的民主派讀書人似乎不太憂慮「站在道德高地上如何下來」的問題。他們的「博弈策略」---如果真的有---就是一種以和平、理智、堅定的方式告訴當權者人民的所思所想,並敦促當權者去做應做的事。這些讀書人更身體力行,不作在企硬和妥協之間的抉擇,而是理直氣壯地爭取跟當權者溝通達至人民當家作主之路。

也許,當政局愈不明朗,「企定」會是個較佳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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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蔡子強
2005-12-09 
 
精裝君王論
遊行之後 
 
政治學大師Samuel P. Huntington 曾說過:「If reform is an excuse for incomplete action, then revolution is an excuse for complete inaction.(如果「改革」是「不完全行動」的藉口,那麼「革命」則是「完全不行動」的藉口了。)」

我今年剛好40歲,在我前半生影響自己最大的政治事件,並不是03年七一大遊行,而是89年的六四。在那個熱血沸騰的夏天,大家都全情投入,但最後運動卻不能開花結果,反而賠上了很多年青的生命,在無比傷痛之餘,大家都陷入深切的反省之中。

在那個沉鬱的暑假,社運界在中大辦了一個檢討營,大家討論到八九民運是成功還是失敗。我的答案是毋庸諱言,運動是失敗了,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檢討民運的策略。但當時一位如今人盡皆識的社運急先鋒,與我激辯起來,批評我為什麼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說六四令千千萬萬中國同胞擦亮了眼睛,看透這個屠夫政權的真正面目,不再存有絲毫幻想,所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將會來得很快,更加洶湧澎湃,到時便是民運收割的日子。我就反駁,說這類漂亮的說話,相信在反右和文革之後,都一定有人說過。

16年後的今天,誰對誰錯,相信大家再清楚不過。當年學生與政權內的改革派如趙紫陽拉倒,導致「破局」,對國內民運的影響,大家都見到。

很多年後我到台灣考察,與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談起,他們說當年「野百合」學生運動,也曾深切從八九民運汲取了教訓,知道即使是幾偉大的民主理想,在適當的時候也應該「落地」,不能只做漫天起舞、飛得漂亮的「無腳蜻蜓」,最終不能落地生根。所以在波瀾壯闊的連串絕食、靜坐、遊行、抗議後,還是毅然決定與當時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李登輝結盟,打擊保守派的郝伯村,結果當地的民主運動遂能開花結果。當然他們心底裏從來沒有把李登輝當作「民主救星」,也知道這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但卻別無它法,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讓李登輝被拉倒,只會讓郝伯村等強硬派得逞,令局面更糟。

有一次在梁文道主持的電視節目中,偶爾聽到嘉賓湯家驊如此說,政改方案拉倒無所謂,因為到了2011年時,追求民主的聲音一定會相較現在更加洶湧澎湃(大意如此)。可惜當時我不在現場,否則的話,我一定會告訴湯先生以上的故事,六四後幾多香港人心灰意冷,選擇移民一走了之。民主運動要能不斷茁壯長大,便必須要適時地讓它開花結果。

八九民運與台灣

12‧4大遊行後,政改從高潮陷進一個悶局。正如劉細良上周在本欄提到,香港過去20年的政治文化,是沒有政治協商、只會不斷「破局」的怪圈。我一直支持遊行當日港人要出來遊行,好讓中央及特區政府知道民間對普選的訴求有多大,但卻一樣倡議遊行後民主派要適時妥協和落地。

如果倡議民主不是為了搶佔道德高地,而是要開花結果的話,梁文道上周在《明報》筆陣寫的一篇文章《我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嗎?》,大家便要認真思考。

我從來無意把民主姍姍來遲的責任推諉給民主派,相反,我認識了他們20年,一直敬重他們20年來的堅持,要說到責任,當然中央、特區政府以及工商界的落後和保守,責任更大。但問題是,民主派作為領導的責任,就是在面對如此保守的對手時,如何盡量擴大民主的成果。你可能會說這樣很不公平,但這也是任重道遠的地方。

有評論認為民主派應絲毫不讓,在政改問題絕不妥協。「民主並非嗟來之食」、「民主並非施捨」等,這類說話當然可輕易說得冠冕堂皇,但這令我想起柴玲當年在廣場說的「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究竟這類慷慨激昂的漂亮說話,對運動最後是否真的有幫助?16年後大家都知道。老實的說,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民主派,以及那幾個說得聲嘶力竭的評論家,雖然都支持香港盡快實行普選,但卻從沒有真的想過要為民主拋頭顱,灑熱血。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長毛,所以我對長毛也特別尊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民主派就要在籌碼不多的情下,看看手上有多少牌,然後打出相匹配的民主策略。我們不是南韓,不是台灣,我們是香港。

「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則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社會條件。」從近日各種的民調中,大家都不難知道,今天的香港,並不具備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上打一場硬仗的條件,那麼退而求其次,尋求改革,就需要我們的政治領袖更加成熟,不是單單當一個空想口號家。

寫篇這樣的文章,預了給人批評是「投降主義」,甚至是「出賣民主」。但坦白寫出這些觀點及考慮,是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責任當前,不容退縮。

就讓我再一次以胡平的一段說話作結:「(投入一場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實現真正的自我,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是為了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

只有在這種自覺和清醒,講求成敗得失的「戰略理性」(strategic rationality)下,政治才能成就大業,而不單是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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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陳健民
2005-12-15 
 
特區政治
道德與智慧並行為政改尋出路 
 
 
哈佛教授亨廷頓( Samuel P . Huntington )在總結上世紀 70 年代中開始的 「 第 三波民主浪潮 」 時有下列一段說話:

「 民主是靠政府和反對派領袖的智慧 ,認識到在政治中沒有人可全權代表真 理和道德。妥協、參選和非暴力是第三 波民主化的特徵。 」 ([ Democracies ] were made by leaders in government and oppo - sition who had the wisdom to recognize that in politics no one has a monopoly on truth or virtue . Compromise , election , and nonviolence wer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syndrome . )

我們想起民主,往往便想起法國大革 命和許多與獨裁鬥爭的情,不禁想到 民主只有透過從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方能 得到。但當代民主化浪潮中,由人民起 義推翻獨裁政權的例子寥寥可數(如葡 萄牙、希臘、阿根廷、菲律賓、東德、 羅馬尼亞和最近中歐的顏色革命)。更 多的民主化例子是政權在民眾壓力下, 有秩序地從上而下地放權(如西班牙、 土耳其、蘇聯、匈牙利、保加利亞、台 灣、墨西哥、智利、危地馬拉等),和 透過政府和反對派妥協中推動民主進程 (如南非、波蘭、南韓、烏拉圭、洪都 拉斯等)。 由於在大部分的例子中,民 眾力量未能強大至推翻政權,反對派何 時向政府施壓、何時與之談判,成為民 主化成功的關鍵。

Guillermo O'Donnell 與 Philippe C . Schmitter 在詳細研究南歐和拉丁美洲的民 主化經驗後指出, 在漸進的民主化過程 中, 「 協定 」 (pact )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謂協定,是指一些政治力量的代表 在保護彼此重大利益的前提下達成協議 ,重新設定權力分配的規則。這種協定 許多時是閉門協商的結果,出來的結果 往往令政府的強硬派和反對力量的激進 派不滿,但卻能凝聚朝野足夠的支持將 政制往前推進。

最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民主化過程中 ,在激進力量希望徹底推翻弗朗哥建立 的政體與建制保守派希望延續獨裁政治 之間,全憑西班牙總理蘇亞雷斯( Adolfo Suarez )的領導能力、國王的協調角色、 共產黨領袖的支持、天主教領袖的審慎 和軍隊總參謀的勇氣和支持(用 Juan Linz 教授語),方能成功運用弗朗哥建立 的憲法框架和不民主的議會( Cortes )進 行 「 自由化 」 (即 liberalization ,如組黨 自由)和民主化的改革。這種將新酒注 入舊瓶的做法,用意是減低保守派對改 革的抗拒,是所謂 「 形退實進( backward legitimation ) 」 (用 Guiseppe di Palma 語 )的民主進程。

認識到民主化中 「 行動者 」 (agency ) 的決定性作用(相對於 60 年代學界談 「 結構( structure ) 」 ,如 「 現代化理論 」 中談經濟發展影響中產階級的興起如何 推動民主),亨廷頓提出在上下互動式 的民主化進程中, 關鍵是建制中的改革 派和反對力量的溫和派結盟的問題,如 果他們不能通過 「 協定 」 進行朝野合作 ,建制的保守派與反對力量的激進派只 會相互對峙,令民主進程原地踏步。

曼德拉的忠告

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如此形容他們與 白人國大黨的關係:

「 我們同坐一條船……假如我們翻船 ,左邊和右邊的鯊魚將不分你我將口而 噬。 」

他對建制內的改革派和反對力量的溫 和派作出 5 個忠告:

1 . 可以為民主改革而協商的機會稍縱即 逝;

2 . 協商成功與否會影響你們的政治前途 ;

3 . 每一方都要抵制拖延談判或損害協作 伙伴利益的行動和團體;

4 . 你們達不成協議,誰也達不成協議;

5 . 盡量妥協( When in doubt , compromise )

(見《第三波》 163 頁)

當然,協作的難度甚高,誰是建制的 改革派 、誰是反對力量的溫和派,有時 不易分辨。在時間方面,太早妥協可能 會換來民主龜行,令群眾不滿;太遲妥 協可能朝野對立太久太激,無法轉身。 但 上述的討論提醒我們,不能以個別國 家的經驗便總結出只有在建制外鬥爭方 能帶來民主, 這種說法幾乎是違反過去 20 年來民主化研究的成果。

只要我們看看蘇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 欽、台灣的蔣經國、南非白人領袖 de Klerk (德克勒克)、西班牙卡路斯國王 、巴西軍政府 Geisel 等在該國民主化的貢 獻,和反對派如何與他們既鬥爭亦妥協 的策略,便曉得單強調群眾運動便能爭 取民主的偏頗。

曾蔭權比其他可能人選 更能合作推動改革?

應用到香港處境,情自然更複雜。 民主派對真正 「 話事 」 的中央政府內的 派系所知不多,亦缺乏互動機會,難以 尋找協作伙伴。 所知的是胡溫較開放, 過往一年對港政策正朝向開明方向發展 。民主派與特區政府有較多互動,應小 心評估曾蔭權比起其他可能的特首人選 是否更能合作推動改革。假如政府願意 取消委任議席時,更要判斷通過或拉倒 對朝野合作的影響。

香港民主派中沒有真正的革命分子, 都可算是溫和派,但對於民主運動的理 念仍流於道德主義和社會動員手段,將 妥協視為政治忌諱。陳家洛兄上星期為 文說讀書人不用在企硬和妥協中抉擇, 那是旁觀者的幸福。 從政者必須懂得在 道德原則與現實限制中平衡,那是要有 更高的智慧。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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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陳家洛
2005-12-21 
 
特區政治
重新檢視民主化理論在港的實踐———「企硬Vs妥協」二元思維的局限 
 
特區政府漠視市民希望盡快落實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訴求,堅持在本周就其《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的區議會方案,於立法會進行表決。連日來正反陣營積極造勢,好不輕鬆。

學術界的朋友在民主化的理論、策略,以至自我反省層面的討論也慢慢熱烈起來。日前筆者一篇關於「東歐讀書人的民主抉擇」的討論(《明報》12月7日),旨在彌補現時學界的觀點,以及澄清一些對東歐情的曲解或誤解,期望在本地學界的討論的深度和闊度作一點貢獻。可惜,現在我們仍停留在一個「企硬對妥協」的二元思考架構中,在「道德對策略」的問題中作意義有限的爭辯,實屬可惜。

緊守普選的防線

陳健民兄指出,「從政者必須懂得在道德原則與現實限制中平衡」。筆者同意這個想法。以為能夠給道德和策略行動的對立找出其中一種辦法,是不切設實際的。我們倒不如超越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只是,說出了問題所在,不等如解決了問題。因為人們在制定政治規則(如選舉方法)的過程中涉及各種論證(reasons)、利益(從政者自身、黨派、選民以及建制中各部門的既得利益)以及情緒和偏見等情感因素。追問各人在政改的立場的背後動機是道德理念還是利益,是一種不夠彈性的提問方式。至於硬性地把參與整場政制爭論的持份者歸類為「溫和派」或「激進派」,也是無關宏旨的機械式思考方法。

Przeworski一早便提醒我們,溫和派和激進派可以但不一定有不同的利益或觀點。他們可以用「風險承受程度」(risk aversion)來區分。溫和派可以是那些較為害怕當權者的制裁而已,而並不一定表示他們跟激進派的目標不一致,或者不夠激進(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68)。所以,本地時有朋友以「溫和民主派」自居時,筆者不會用有色眼鏡觀之,更不會冠之以「投降派」之名。

就以陳健民和蔡子強兩位前輩經常喜歡引用的民主化理論大師Huntington為例,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協定」因素後,他的確有叫各方「盡量妥協」。但是,他對「溫和民主派」的其他忠告,陳兄似乎不以為然,當中包括:

「準備進入談判階段,如有需要,在所有議題中作出讓步,除了在舉行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上要清晰堅持。」(The Third Wave, pp.162-163)。

陳兄是一時疏忽,還是斷章取義,並非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指出,「妥協」之路其實是一種柔中帶剛的取向。妥協中民主運動的「溫和派」應該緊守普選的防線,而不是把這條防線也妥協掉了。這是否對Huntington的學說公平呢?

可是,陳兄及蔡兄兩位的評論似乎是對民主派「恨鋼不成鐵」【編註】、飛往高地做「無腳蜻蜓」表示不滿。但請恕筆者直言,政府的「區議會方案」是否一如官式宣傳所言,是「邁向普選的重要一步」?如果大家都認同Huntington的柔中帶剛的路線,在普選的要求上企定,民主派何罪之有?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是否就帶領香港邁向普選作出了令人心悅誠服的交代?當曾蔭權特首無根據地歪曲兩位學者朋友在中文大學的管治研究計劃的民調結果,將低於五成的支持度,硬說成對其政改方案有「六成幾的支持」,還怪責民主派議員罔顧「民意」,不知各位學者朋友能否對這個政府還有很高的期望嗎?

無疑,所謂「第三波」民主進程中,有不少妥協和協定的例子,但前提事實是當權派有跟反對派對話、妥協的準備。我們的政府呢?目下曾特首跟一眾問責高官參加民建聯的簽名運動,有什麼溝通誠意可言?其實,曾特首可以先收回他的方案,坐下來跟泛民主派及民主運動中的公民組織會談,召開「圓桌會議」,凝聚共識,才是上策。這也是讀書人要忠於自己所學的應有之義。

當權派有妥協的準備嗎?

那麼,像筆者有這種看法的學者朋友又是否沉醉在「旁觀者的幸福」,只「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非也。我們倒要反問,在政治討論的過程中,是否可以把「是其是、非其非」的根本要求也擱置在一旁?當然,要在前景不明朗的民主化過程中緊守崗位,會是一個困難的選擇。東歐的讀書人當中的身體力行者,都是令人敬佩的真君子,亦是不少本地學人的學習對象。他們當然明白當權者不會自願放棄權力,所以他們努力經營民間社會,成為人民心中可以依賴的道德和實質力量。

而且,他們不是盲目迷信「人民力量」,反而知道要作持久運動的準備。所謂「新漸進主義」和「自我設限運動」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他們自願放慢腳步,又或者在思考博弈成本效益的問題。只是客觀地去想,是當權者努力在否定反對的聲音,消極抵抗、缺乏讓步的勇氣的結果而已。

香港政改已經進入了關鍵的時刻。可惜,特區政府沒有拿出足夠的誠意、讓步的勇氣,創造條件來跟反對「區議會方案」的民主派談判。寄望學界朋友不要再在「企硬對妥協」、「道德對博弈」的次要問題上爭論不休。我們撫心自問,我們為何要反對政府的方案?政府要脅要「原地踏步」,又是否負責任的態度?希望市民明辨是非,學界朋友緊守崗位。編註:意謂嫌鋼太硬,希望變成軟一點的鐵,即「恨鐵不成鋼」的相反。

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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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蔡子強
2005-12-23

精裝君王論
拉倒之後

 
周三是一個令人十分難過的日子,我無法像個別人士和傳媒一般,把事件「夾硬」說成是「人民」和「民主」的偉大勝利。我想如果他們真的是民主運動支持者的話,在一輪「非理性亢奮」之後,便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香港民主運動下一步應往何處去?

我想就是尋常百姓都知道,香港的殘酷政治現實是,普選並不是「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單獨處理的問題,無論你幾不願意都好,政改都必須得到北京的首肯。如果中港互不信任,甚至劍拔弩張,那麼任何改革都可以休矣。

事實上,現時的憲制設計是,在政改問題上,議會之內,不單止像周三一樣,民主派可以行使三分之一的否決權,就是親中政團亦可以行使三分之一的否決權,工商政團亦有否決權;而議會之外,是行政長官也有否決權,中央也有否決權。

在這種重重關卡的情下,即使民主派有自己的一套Plan B,但試問如果單憑善良意願和道德勇氣,民主派如何可以保證以上幾個陣營,不會在下次反過來跟你拉倒呢?不同陣營,不同的三分之一,能夠放下歧見,彼此溝通、協商、妥協的立足點是什麼?是憑民意?今次民意似乎幫不了解決問題;是憑另一次50萬人上街?但能動員到嗎?這都是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或許你會提出要修改《基本法》,但那只會是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解決眼前爛攤子並無多大幫助。

今次事件的最大教訓,就是我們的政治領袖和精英,似乎尚需學習,如何在分歧,以及紛紜的民意之中,與對手謀求共識,而不是單方面重申自己的道德立場,又或者選擇性挑選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局部民意,例如民調數據、上街遊行人數、又或者78萬個簽名,大玩「曬馬」式的民粹主義遊戲。

當下最擔心的,就是中央、特區政府、民主派、以及其他的政治勢力,會因政改方案拉倒,而一時意氣,從過去半年的「緩和」,陷入新一輪的「冷戰」之中。

可以預見,拉倒之後,在個別傳媒的煽風點火之下,各方政治力量為求自保,大家都會拚命互相指摘,企圖把責任推向對方,大玩「責任誰屬」、「尋找頂罪羔羊」的遊戲。但只要冷靜下來,大家不難知道,這樣做除了幫助自己「甩身」之外,對於大局並無幫助,相反,只會增加內耗,令到大家更加「紮行馬」,更難展開新一輪對話。

如果我的文章還有小小一點用處的話,我會呼籲各方先冷靜一段時間,抵制「誰要負上責任」這個遊戲,然後重新上路,盡力尋求在政改上新的對話和合作基礎。我知道在方案拉倒之後,各方都意憤難平,但如果真的要當政治家的話,你不能容許自己有率性而為的奢侈。

或許北京和曾蔭權這一刻會十分惱火,很不願意啟動新的政改,但願他們不要意氣,我相信除了個別企圖渾水摸魚的野心家之外,和解、互諒互讓,以及一條溫和路線,始終是最符合中港雙方利益的道路,而普選也是香港早晚始終要解決的課題。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曾有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願香港民主運動也是如此,亦但願我們和那一位78歲的老伯伯,都有看到那一「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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