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是民間反世貿週的檢討會, 要報導這次會議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當中涉及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唯有由印象點滴開始, 再以主題的形式剪貼葉蔭聰整理出來的會議紀錄.

會議一開始是開場白, 全球化監察的區龍宇嘗試把反世貿的行動聯繫到國際和本地運動脈絡, 接著是四個主題小組匯報: 1.行動策略與形式 (譚駿賢); 2. 論述策略 (李維怡); 3. 教育動員 (潘文瀚); 4. 國際連結 (鄧燕娥). 之後是從社運的希望與願境的角度去進行一些反思 (區龍宇, 蒙兆達, 葉蔭聰), 分組討論與匯報. 與會人數約五十人.

倉困

記得在最後的小組討論裡, 其中一位工會組織者分享了一個令他倉困的情境: 有一天跟一個南韓的工會份子吃飯, 那位朋友一邊吃飯, 一邊問他如何分析香港的資本主義狀況. 其實我也曾經面對差不多的處境, 在反世貿週是, 南韓的另類媒體朋友約了 in-media 做訪問, 一開始就問我們如何分析香港主流媒體的狀況. 當時有點吃驚, 不是答不出的問題, 而是有點疑惑, 這樣的問題和對答, 會有觀眾嗎? 後來, 去翻查該網站的擊點, 確實少得令人吃驚, 但該組織卻很強大, 有很多資源, 並爭取到政府和其他運動團體的支持.

大概它的力量來自於對自己價值的認同, 以及它對社會的批判和於社會的定位, 即使缺乏個體大眾的參與, 卻獲得社會的支持. 而在香港, 大大小小的市場考慮, 往往纏繞著運動的意志, 使價值性和整體性的分析, 變成市場性的策略分析. 否定市場策略分析者, 又容易轉向盲動...

重重覆覆的強調

整體分析: 所謂整體分析是制度性, 歷史性和越界(中港, 國際)的分析和視野, 以抗拒單議題思考邏輯所帶來的零碎化和割裂. 整體不代表單一的分析架構, 而是從不同運動的脈絡和批判傳統中建立連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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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龍宇: 我們需要宏觀的眼光，為甚麼本土社運這麼落後？我們習慣了單議題地思考，香港工會運動的弱點是，真正產業工會很少，反而多是職系工會，工會以外社運更薄弱，習慣單議題，沒有看到議題之間的連繫，本地的官商其實已經在九七年之前，已開始推動私營化（例如房委會），若我們沒有看到議題之間的連繫，那只會重複以前的問題。我們需要新思維，需要政治經濟學及社會文化分析，我們過去弱點是忽視理論。

差異與辯論: 分析與論述是一個過程, 當中要透過公開的辯論而建立運動的主體, 譬如說有關民主形式和內涵的討論就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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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不管意識形態工作也好，教育也好，應該介入一些政治爭議，開展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爭議。例如，民主爭議，是否可以跟泛民的民主觀作爭議？可否提出具社會及經濟公義的民主路線？又例如，樂施會經常說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很窮，但卻不提當地的政治經濟問題，如何跟它辯論，批判及補充它的意見？

願境: 如何建立運動的價值和理想社會的圖像. 換句說, 除了反資, 反殖, 反官僚, 反官商勾結, 反世貿, 反新自由主義等等三反五反運動外, 要爭取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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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 有能動性的運動論述需要有願景（vision），不只要反對不公義，更要指陳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

自強 empowerment: 當不斷地強調基層市民很慘時, 好像 "悲慘" 變成合理化自己行動, 嬴取同情的唯一正當理由. 結果當媒體或別人發現你不太慘時, 就頓失爭取權益的基礎. 久而久之, 運動因為不斷為了爭取別人同情而自我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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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兆達: 我想談抗爭方式，韓國農民示威表達到力量的感覺，如果要有希望，我們要建立力量的感覺，但我們的基層運動，很少做到這一步，我們通常成為受害者，我們可能爭取到更多支持，但無法建立大眾的運動認同感，我們要尋求一點轉化，我們不應只想如何包裝，不應只想如何獲取支持，我們始終流於壓力團體的力式，未必讓市民感受到力量。

我們花許多時間談抗爭對象，我們又花了許多時間談對象怎樣勁，我們很少分析自己的力量在哪裡，我們視野如何調整？要如何分析自己的運動如何取得成功．

組織化: 運動的整合和論述, 亦要透過網絡組織或組織內部的配合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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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 網絡式聯盟和基層政黨或工黨之可能, 連結的對象要有一個比較大的 spectrum, 如基督徒團體, 從中間到左, 甚至一些會講企業責任的中間偏右.

多元行動模式: 過去幾年來, 社會運動行動的單一化和形式化使參與者納悶, 亦把行動空間收窄, 參與者接受的程度往往比組織者高. 行動不應以暴力 vs 和平來介定, 應該有不同風險程度的角色, 讓參與者自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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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駿賢: 我們的行動是否該是守法／合法主義？八十年代以來，民主運動是一人一票，自由民主法治等，這些跟我們的行動方式是掛勾，所以我們的行動也要跟從法治，另外領導人都是中產階級取向，強調理性及秩序。去年十二月四日有幾千人不走，但是不久，已有許多有大狀背景的呼籲群眾離開，他們要求的民主與我們是否有分別，我們該試踏前一步，挑戰界線。

柏齊: 癱瘓正常運作及衝突行動，其實是傳統及有效手法，現在反而只有greenpeace做。我認為不應在行動形式上爭議，我們應該問我們需要甚麼？

Amardeep (Target WTO): 我們不應在和平與暴力間劃一道清晰的界線，這只會是污名化；關鍵問題是如何處理「高風險」、「低風險」，在直接行動中，有許多角色，根據不同風險而分工，我們未來應該清楚界定這些角色。

區龍宇: 現在行動越來越溫和，除了主觀因素之外，有客觀因素，2003年全年只有一宗罷工，七十年代有一百至二百宗，八十年代有幾十宗，現在只有幾宗，因為有經濟結構轉變，出現散工化，我們很少討論這些問題，在新形勢下我們沒有認真討論，我們需要反省。

教育工作: 實踐教育的重要性, 於教育過程中引進爭議性的話題, 建立更多非正規教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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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瀚: 教育對動員沒有太多效用，我們透過工會及組織者，沒有落到較基層及廣泛的層面，教育與運動的連結不足。

胡露茜: 以後的連繫不只是一個工作，也是教育，我們要看自己跟誰連結，現在香港談通識教育，我們如何利用來廣濶自己的視野，自我充權，日後連結可以深化，不只是形式，我們如何重整．

蕭德健: 我想談正規教育，香港好幾年都有全球化討論，但卻沒有大學生出來，也看不到反全球化老師有動員能力，如何可以在行動激進，不只在功課激進。

八個小時的討論, 很難在此盡錄, 而且應該還會有接續的討論和具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