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誰
冉夷僑
“我等之見解為，下述真理不證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賜，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與追尋幸福之權。”
——《獨立宣言》
蘇格拉底曾說過“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他告訴我們需將人生訴諸於叩問，使得真正過上一種“尊德性”的生活。“我從哪裡來，在哪裡，向哪裡去？”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長久關切的問題，因它含著“我”這個“生命本體”與存在的思考。然而，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解決一個看似不成問題的而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即“‘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是對作為“生命本體”的“我”的關注與思考。
“我”是“人”。人，大千世界中的生命之一，也是具有特殊性的一類生命。在進化論者眼中，人是動物，只不過是一種高級動物。在有神論者眼中，人是神創造的，因而具有某種神聖性。宗教或者信仰帶給人類理解“人”另一種維度。由於中國歷來在思想領域對於“生死問題”的規避，儒家倫理的根基性的地位以及近世以來科學主義的大行其道、現世國家意識形態的基調，人理解自身的這樣一種維度消滅殆盡。近代西方能提出“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理念，恰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宗教維度的。西方人理解並守護著“人”之為“人”的必不可少的東西。反觀中國，在家族化、等級化、現世化的儒家思想影響下，其實“人”的含義並沒有真正被彰顯出來。“我是誰”的問題在中國歷史間根本不重要，也就不值得思考。在中國傳統語境下，“我”是“我們”中的“我”。“我”首先是有歸屬的，而且這樣的歸屬是根深蒂固，不帶懷疑的，在這樣的歸屬中，“我”應該為“我們”進著“本份”。“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我的存在本身，“我”的存在意義也非因著我生命品質的高低來評判，為了“我們”才是一切的始點和終點。在西方，康得提出了“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至今我們國人或許只是聽聞，很少有人理解，更談不上運用。缺乏建立在宗教感上的神聖性依歸，加之對於人本身認識的錯位，“人”在我們這個國家始終不能站立。
現如今，我們有理由撥開“人”本身的附著物，將“人”還原到他本身的樣態，將人的概念彰顯出來。“我是人”這是對“我”的定位。究竟怎樣理解是“我”，怎樣理解“人”呢？
先說說怎樣理解“我”。
“我”應該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存在，這樣的生命個體是具體的、鮮活的、實在的。錢理群先生曾說：“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是很少有‘個體’的人存在的。”沒有了個體，就不存在真正的“我”，而正是因為這樣“個體”的價值與意義才會輕易的被忽視與壓抑。 “人民”這個概念在經歷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蕩滌之後，“人民”與“敵人”成了對立的概念。在我們的國家，“人民”這個詞彙用的很廣，在應用廣泛的情況下，“我”就更加微不足道了。“人民”總是和“群體”相關聯的，而“我”要麼是在“人民”中，要麼不在“人民”中。“我”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因為判斷“人民”還是“敵人”的標準異常模糊。民間常有戲語，不妨引來：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人民”運用的廣泛，凸顯了個體的渺小。再看另外一個概念“公民”。相比“人民”，公民則是法律概念。之所以說是法律概念，是因為“公民”在法律中有明確的界定，清晰地表明瞭權利與義務。“公民”也好“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是實在的、明確的。當發生侵害，“個體”就會有訴諸法律解決的方式。就這樣，個體收到了保護，而個體的意義也得到了彰顯。當抽象的人民概念壓制了具象的公民概念，個體的微不足道就不言自明瞭。
記得魯迅作品《傷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曾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錢理群先生在分析這句話時這樣講到：“這裡的中心詞顯然是‘我’，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幾乎可以看作是五四思想與文學的基本主題。五四文學之所以那樣風靡一時，就是因為塑造了有著鮮明個性、獨立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運的男女主人公形象，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人”。錢先生還說：“魯迅先生在《文化偏執論》裡，對於“累”的觀念，即把人歸為某一“類”，而不是某一“個”，提出質疑。”是的，如果沒有“個體”存在、認同與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和良法之治，就不會有對“個體”的保障，憲政也就是海市蜃樓。實行憲政，可以把政府關在籠子裡，不但不能作惡而且適應現代要求積極作為更好的保障“個人”，但是如果沒有對於“我”的清醒的認識，是不可能有“權利至上”，不可能有“有限政府”的，所以我們需要反思我們歷史中有“我們”，沒有“我”的傳統，真正回歸作為生命個體的“我”上，把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或許就是“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吧。
再說說怎樣理解“人”。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備必不可少的且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及尊嚴。我們如果想有尊嚴地生活，必須要意識到人本身就應該有尊嚴，這尊嚴並不是國家、黨派、他者賦予的、恩賜的，而是與生俱來的並且需要精心呵護與維持的。如果失去了這些權利與尊嚴，就不稱其為人。
在認同這些權利與尊嚴是“人”所有的不可剝奪的前提下，我們更需要在思想與行為上認同它不僅可歸於“我”這個生命個體，而且可以歸於“他”這個生命個體。我們不但要關切自身，而且要關切他者。我們需要有一種“共同體意識”。在他者遇到“人”的損傷的時候，要挺身而出。不能僅僅是咀嚼著自己的小小的悲歡，而是應該關心與我們同呼吸共命運的生命他者。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短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一一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一一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一一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所以，當我們理解“人”時，要理解我們之為人所擁有的權利與尊嚴，更要意識到人類是共同體，要有共同體的精神。西方社會具有這樣的共同體的精神和情懷，得益于西方公民社會的長期的發展與成熟。
要想真正實現憲政，需要培育共同體精神。
一國家當動盪變進之時,其已往歷史,在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範著它的旁趨,此乃人類歷史本身無可避免之大例。
——錢穆《國史新論》
當今的中國需要重建，否則我們無法“繼往開來”。錢理群先生曾提出中國需要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價值重建”、“文化重建”、“生活重建”，我同意錢先生的判斷。
然而，在進行重建之前，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我究竟是誰”的問題。通常，我們會說我們是中國人，但仔細想想恐怕這句判斷句不過是對於國籍的確認，而又有多少“中國人”真正瞭解“中國”，瞭解她的過去與現在，瞭解她的傳統？
其實，我們是迷失的一代。迷失不是自我們開始，也註定不會以我們這一代為終結，然而這種迷失還將持續多久我不得而知，只是希望這樣的迷失早一點離我們國人而去。或許，將我們這幾代中國人放置在更長遠的歷史時空中審視，或許我們將作為歷史間歇性震盪中的必然受損者承擔著迷失之痛，但是能否從震盪中走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乃至日後這幾代人。
我們不瞭解自己的過去，與傳統可以說有了徹底的隔閡或者斷裂，不必說古中國悠久的文化，現在就連作為文化的承載的文字都認不識、寫不出、讀不懂。那些正體、豎排、文古文與我們的生活就像我們同甲骨文那般遙遠。文化延續一旦受了重創，恢復是何其艱難！歷史有著座標意義，通過它我們將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清晰準確定位，以至於知道我們將向何處去。然而，正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近百年來，可謂走上了前古未有最富動盪便進行的階段，但不幸在此期間，國人對已往歷史之認識特別貧乏，特別模糊。”雖然錢穆先生此語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可今天依然貼切。失去了文化中國之根，又喪失了對歷史的認識，我們往往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不知道我們是誰的迷失中行進。
傳統可能會在“物化”的層面看不見摸不著，我們或許因這點說它消失了，事實上它浸入了我們血液裡，從我們的舉手投足與思考中體現出來，只不過每個人的程度不一罷了。而這些傳統或適合現代，或反現代，都在起著作用，使得我們自覺不自覺地進行判斷。
通常，我們可以通過歷史瞭解傳統。朱學勤先生曾說：“歷史是非常奇妙的！歷史根本不像我們小時候兒歌裡面講的“太陽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瑪瑙在一起”。不！太陽和黑子在一起；太陽和陰影在一起；珍珠和垃圾在一起；瑪瑙和糞便在一起；最光明的和最陰暗的在一起。歷史在某一時刻斷裂了，而又在斷裂處深刻地連接了起來；在斷裂中相連接，在連接中斷裂。歷史從來不是教科書告訴我們的那樣康莊大道，而是在筆直處拐了彎，把很多東西都拋在了後面。”歷史本身是奇妙的，書寫歷史的人和方式也是出奇的，你不小心就可能被忽悠。如果真正要回答“我到底是誰”的問題，需要把歷史的情況真實的呈現出來，而不能基於一時功利的考量去篡改或修剪，否則這個國家、民族會為此付出代價。
當與我們血肉相連的過去被清晰地還原開來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觸及傳統，去真正剔除糟粕、保留精華，才可以真的回答“我到底是誰”的問題。當那天來臨，我們恐怕就不會再只依靠摸著石頭過河，而是真正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中國的路是如此的泥濘，如此的崎嶇，我們背上的包袱太重、太多，我們拖著的是一個古老帝國長長的尾巴，邁向未來的路必定不會平坦。弄清我們是誰，要求我們真正地撥開迷霧，看清我們的過去，找到座標，繼而向前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