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街工各會員：
我們五位，決定辭任執委會成員職務，並決定退出「街工」。我們在此謹向全體會員，尤其是曾投票授權我們的會員致歉，對於未能完成兩年的執委任期而選擇辭職，實有負大家的寄望。
一年多前，在我們的共同參選宣言裡，表達了我們對「街工」的願景：「找出延續街工理想的方法，建立對社會議題的共識，回應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以及「重新凝聚街工的共識和方向，一起走出困局」。一年後，經歷由3月到現在的種種爭論後，我們不得不承認，上述的願景已難以達成。
於本年3月9日的執委會會議上，梁耀忠親口向我們表示，由於要預備「街工」2020立法會選舉，計劃招聘兩位協助選舉的職員，故此，希望收回「勞工組」的一切開支（包括薪酬）。他亦明言，不接受內部調職或由「勞工組」協助選舉工作，只會借出「街工有限公司」的公司註冊供「勞工組」作申請其他資源之用，並要求我們向「勞工組」轉達有關消息。我們在會議上提出反對，嘗試尋求不同的可能性，但均遭到梁耀忠的否決，會議不歡而散，最後我們只承諾向「勞工組」轉達消息和商討處理辦法。
於3月16日，我們向三位勞工幹事(即王曉君、黎治甫及譚亮英)轉達有關消息，在轉達述息過程，我們也無法解答為何要裁切「勞工組」的問題。
我們再次召開執委會，提出檢討勞工組工作的議程，希望讓勞工組與梁耀忠能夠即時澄清及作提問，毋須透過他人互相傳話。會議訂定於4月11日舉行，勞工組同事和工會及小組商討後，工會及關注組街坊希望能夠出席4月11日的執委會會議，表達「勞工組」工作的重要性，並期望事件不要惡化。可惜事與願違，執委會會議當日，梁耀忠出席葵芳的鼠患居民會而缺席，事前透過其他人向主席（魷魚）表示，他不會出席會議。而梁耀忠決定停止支付「勞工組」開支的原因，亦已由預備2020立法會選舉，轉變為「街工」財赤。及後，工會及關注組成員自行約見梁耀忠，惟會面最終亦不歡而散。
自4月11日的執委會會議後，我們仍然希望事件能有轉機，但在4月18日的「街工全體職員會」上，三位勞工幹事追問梁耀忠是否是解散「勞工組」時，梁拒絕回答。勞工幹事認為，被解僱已成事實，因此自行尋求其他支援，而部份會員亦從不同渠道得知事件，故提出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期望保留「勞工組」。於4月30日的臨時會員大會上，梁耀忠表示因為「街工」財赤，於本年5月31日後便不會承擔「勞工組」的支出，要求會員共同承擔。而受財赤影響的職員亦由三人增加至五人，除「勞工組」三人外，還有聲稱自願遣散的蘇耀昌及即將退休的高寶玲。
我們認為，「勞工組」三位幹事實踐街工的勞工運動，亦常帶動街坊工友參與社會運動，是「街工」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我們在5月7日執委會會議上成立了專責小組，一方面處理「街工」財赤問題，積極響應阿達（黃潤達）提出的籌款方案；另一方面，則希望集會員之力處理解散「勞工組」的矛盾和風波。我們亦曾私下向不同會員提出，年青執委願意以借貸或捐款的方式共同承擔「街工」的財赤問題，但共同承擔的基礎，是能夠對「街工」的財政狀況有整全的了解。因此，我們在最近5月21日執委會會議上，向兩位業委成員提出，要求與業委會內其他成員（即各中心主任）擁有同等的知情權，以了解業委會定期報告的街工財政資料，但不獲應允。而梁耀忠反而問執委會是否要承擔街工財政，若是的話他就下個月取回原先他存放在「街工」的20萬（因現時街工流動資金仍然不足，梁耀忠暫將部份區議會資源投放作「街工流動資金」用途）並不再負責「街工」因缺乏流動資金而職員無法支薪的問題，叫執委要承擔的話就自行想辦法出糧吧。梁耀忠以「提供20萬流動資金的財務能力」作脅迫，將執委的財政知情權拒諸於門外。事已至此，我們認為執委會已難以運作，唯有黯然辭職。
1.「街工」是個集體負責的團體，作為執委會的成員而難以獲得業委會的財政資料，這是不合理和不合制度的。過往「街工」全體（包括會員和職員）透過支持梁耀忠，協助他獲取社會地位（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期望他將資源帶回「街工」，以推動工人運動和社會改革的理想。最終，對「街工」的影響力及調動資源的權力，都由他個人所掌握。這個做法曾經是「街工」集體所默許，認同是權宜之計，而最終希望達致的是，回歸會員集體領導和有制度的運作。然而，近日發生的種種讓我們明白，對梁耀忠和其支持者來說，這是必要條件而非權宜之計。對「街工」理想的憧憬幻滅固然痛苦，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繼續堅持下去會導致「街工」的職員無法出糧而面臨瓦解，逼不得已下，我們選擇離開。
2.在當選之初，我們曾與梁耀忠達成兩個共識：一) 是執委會的共識制，確保不會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通過「街工」決議；二) 是「勞工組」財政獨立（每年70萬封頂），與議員辦事處分開運作（搬離葵芳，曾經考慮金鐘及荃灣但不果，最後搬到旺角現址），希望減少對議會資源的依賴，並期望最終能邁向自負盈虧。然而，自梁耀忠於本年3月決定停止支付「勞工組」所有支出開始，共識已被破壞。我們認為，根據常理，如「街工」真的面對財赤，理應向會員和執委會成員開放財政資料，以求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業委成員卻做出與之相反的行為，令我們懷疑所謂「財赤」，不過是解散「勞工組」的借口，最終只為排除異己。共識不再，信任消失，執委會實難以運作下去。
3.其實自從發生私下錄音事件後，會議的信任已被破壞，但我們仍寄望可以用制度來維持執委會的運作，然而，權力者利用街工的存亡作為籌碼，制度已難以作為約束制衡的工具，我們難以繼續參與只能作為梁耀忠啦啦隊的執委會，只能選擇辭職以明志。
執委會委員
陳裕詩、江健成、羅維進、龍子維、朱江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