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統計處,，香港人工作時數中位數為四十八小時。換句話說, 有超過一半的三百多萬的勞動人口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或以上.，而其中七十多萬人每天工作超過五十五小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於零九年成員國國民平均每年工作１７３９小時，而香港約為２５００小時（見注一），相比港人每週工作較多十四小時。原因並不單在於外國工時短，而且它們有更多兼職工人，有更闊﹑更彈性的勞動人口，即管如此，差別之大令人咋舌。那麼，在五天半，甚或六天或無休的工作安排下，人還有閒餘生活嗎？工作﹑食飯﹑洗澡﹑便倒頭睡覺，起來又再次工作，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無止境的工作。究竟，是工作﹑還是賣命？生命，是為了生活，還是工作？
當然，多與少的概念是相對的。歐盟已經立法規定成員國最高工時定於四十八小時，而不少國家已下調制定更低的最高工時，如法國（三十五），西班牙（四十）。其次，就如美國沒有制定最高工時，但也有定立聯邦最低工資，整體工時與歐洲國家相約。固然，與印度或國內比，香港人工時並不多。但是，與任何發達國家相比，香港人工作時間十分長。
工作並非生活的全部
諸國家與香港同樣富裕，人民同樣過著物質上豐沛的生活，但香港人卻天天要工作多兩個多小時去換來同等財富。並非我們不辛勤，只是我們生產力較低。一天工作七小時，外國人不就太懶惰嗎？或者，我們該問，香港人不就太拼命？若然，懶惰可以換來同樣或更好的生活質素，我們未免也去懶惰。更重要的是，人民有更多的時間﹑自由去享受生活，發展與趣及愛好，比如運動﹑音樂﹑閱讀﹑旅行等等，與家人友人共聚，從而活著更有意義﹑更有趣味的生活。當然，沒有時間，沒有閒餘，一切也只是空談﹑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及。而的確，香港人沒有時間，沒有生活。
今天，香港人大致上衣食無憂，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不致缺乏。而且，在後工業時代的發達社會，農業（供食）及其他提供生活所必需的經濟活動（供水﹑住等）僅佔國民經濟生產的一少部份，小數的農夫及工人已經可以支撐全部人的生活必需。全民全職全心全意工作，並非必然。
有人說，香港的競爭力，就是殿基於人民的拼勁﹑刻苦耐勞。沒有犠牲，便沒有今天香港的繁榮安定。固然，作為一個國際都市，香港的國際魅力來自城市的日以繼夜﹑繁華璀璨﹑多姿多采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模式，是由萬千的人民用時間﹑用氣力﹑用精神推砌出來的。廿四小時的便利生活，需要員工廿四小時駐守﹑工作。沒有人會願意工作廿四小時，但人人都想享有廿四小時的便利。其次，大部人都想工作定時，工時短，渴望「朝九晚五」的白領工作。所謂的朝九晚五已經絕跡，無償加班﹑早返遲走每每皆是，更有不少機構演變出畸型文化，實行伙伴間的自我規管，例行超時﹑遲走，工作量或未有增加，工時卻不必要拖長。如果付出能夠獲得回報，那麼人也未嘗忍耐，正如消費與儲蓄，現在的節儉等於未來的購買力。但是，正如香港現況，勞動人口月入中位數位一萬一千元，一百八十萬人月收入等於或低於一萬一千元；貧窮人口在過去十年不跌反升，超過一百萬人生活在貧富戶，更有不少在職貧窮人士，就業工作並未能抒解困絀的生活。發達國家間之貧富懸殊，香港名列第一，情況最為惡劣，如南美洲諸前殖民地相近。既然，刻苦拼勁並未能獲得相應回報，而其經濟勞動力的成果卻由持產者全份攫取，不斷地延續﹑加深貧富間的差距，那麼人民有必要﹑有義務去默許支持這個不公的經濟架構嗎？我們想繼續這樣瞭倒的生活嗎？在高談改革之前，我們要作好準備，在腦海裏迎接變化；要釐清自由市場灌輸教化的理想與現實，要自省生活的本質﹑生命的意義。或者，我們要說服自己，才能說服別人。說服自己，再漸漸去接受﹑融入新變化。
不愉快的港人
勞動力只是生產的一部份﹑其餘為各項資源及土地，資源大部份是有限量的，例如：商人投放資金興建工廠，裝置自動櫃員機等等，各項大大小小的投資，去增加員工的生產力，甚至取代原有的工人，正如香港八十年代經濟轉型，製衣業被淘汰。相關的是，又有人說，訂立最低工資等等的勞工保障會削約香港的競爭力，僱主會開除部份員工以減省開支，而部份中小企業或者會倒閉，如此云云。這些似是非是的論點，是需要明確地﹑清楚地分辨出來：一，強制性加薪的確會增加僱主的營運開支，然而，這額外支出最終將會轉介至消費者，或僱主，作為一項勞工保障的政策，它實質上帶來的財富再分配的效果是無可避免，更而應該獲得肯定和支持。此項政策的確會分減僱主的利潤，但這正正是消減貧富懸殊問題下無可避免的後果。二，若然，中小企業因此而被淘汰，這不就是自由市場下汰弱留強的中心原則？固然將會有人受新法例影嚮，但這需要與其所帶來的公共利益作比較，衡量得失。而且，踨使香港社福保障匱乏，現時社區裡最脆弱的一群亦受到保障。三，更重要的是，並非理論上的口角之爭，而是實行上的結果。絕大部份發達國家，及至不少發展中國家（如廣州﹑深圳﹑越南），已經訂立最低工資多年（如澳洲的最低工資條例已有過百年歷史）。汲取外國的經驗，並未有驗証某些經濟學家的憂累，指出最低工資會降低競爭力，再而降低生產力。反之，不少國家，生產力不跌反升，或是因為僱主有更大誘因去投資增設器材工具去提升員工生產力，以減少對勞動力的開支及依賴。大概可以肯定，最低工資的法例可以有效促進生產力，提高低層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及減低僱主對勞動力的依賴，減少員工的工作時數。閒餘的增加，帶來更多的自由，更可以提升生活質素。試想一下，假設以十為最愉快，一為相反，你會怎樣評價這一刻的生活愉快感？你對你生活滿意嗎？
其實，有學術機構多年來搜集資料﹑編匯數據，調查各國人的愉快感，透過收集問卷的形式製作一項主觀性的愉快指數。結果顥示，如同樣富裕的國家相比，香港的愉快指數最低，最高十點裏僅有五點五，遠遜於丹麥約八點﹑英美澳的約七點。如果，經濟的代價是基本的社交生活，是文化精神生活，是每個人的歡樂和愉悅，那麼拼勁所追求的一兩點經濟增長率的意義何在呢？如果，經濟的繁榮與生活﹑愉快感並非對立，而是相存於不同層面，我們又可否去改造現行的經濟模式，把它人性化﹑以人為經濟政策成敗的衡量標準，以非僅僅以統計學上片面的經濟數據。
轉變
一，工作不忘生活。工作以外，還有家庭﹑親友﹑鄰里街坊﹑社區事務﹑文化娛樂等等。刻苦耐勞並非全然的好。拼命工作以致忽略兒女﹑父母，或者帶來疾病，並不值得鼓勵﹑加許，甚而應受遣責，因為生活本質上是多層次的，並不能夠只顧一而忘它。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健康也是同樣重要。有人說，辛勤工作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為家人而作出些許個人犠牲，便是一個好人，好爸爸，好丈夫。又有人說，要賺錢養家，有錢了家人便能快樂。但我們要自問，究竟，做好份工是否等於好爸爸？又是否等於好丈夫？究竟，因工作以忽略照顧兒女﹑影響兒女成長的代價你願意承受嗎？究竟，你可否放下一些工作的志向以換取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呢？究竟，賺到錢了，你會快樂嗎？再者，你現在快樂嗎，你家人快樂嗎？還是你想要繼續賺錢，繼續拼命工作呢？又或是，假如上班的工作量和壓力搞誇了身體，病痛纏身，未老先衰，你願意嗎？難道，要賺到錢才調理身體嗎？
二，生活的不便。今時今日的便利都市生活由大群廉價勞工推動。最低工資實施後，沒有廉價勞工，廿四小時的經營模式會越趨困難。整體而言，當最低工資的水平漸漸提升，勞動力變得昂貴，僱主聘用員工調配人手時會變得更為審慎，特別是人流少﹑營業額少﹑毛利低的（如晚間及凌晨）時份，依賴廉價勞動力所提供的邊際服務將會受到影響，比如上門送餐﹑派報紙等服務，而無可避免的保安﹑清潔等服務開支將會轉介於使用者。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商店食肆的營業時間較長，固此顯得十分繁榮﹑熱鬧，無數外國遊客嚮往此繁華不夜的東方之珠。長遠來說，依靠外國的經驗，隨著最低工資的提高，貧富懸殊收窄，香港人將會變得更為自主，更多起居生活的瑣碎事要親力親為，比如清潔，作飯，家居維修，旅行安排等等。因為在一個平等的社會，少數人會樂意做清潔，撿拾垃圾破爛的工作，或是長時間沒完沒了地工作。隨著生產力漸漸提升，工時漸漸下降，人有更多的時間去享受自由，但同時間必須變得更為獨立，皆因每個人必須分擔群體生活的負擔，履行公民的義務，例如缺乏清潔工，便需改掉浪費的陋習，更自覺保護環境。六七十年代，半開放式的入境政策吸引大量內地人移居香港，為香港提供大量勤奮而耐勞的低學歷勞工，大大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八零年結束了抵疊政策，從此從內地偷渡來港人士全數受遣返，一方面減少了人口澎脹對社會及公共服務所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大大減少了勞動力的增長。時至今天，抵疊政策下的香港人已漸漸邁向老年，繼而退休，退出勞動市場，已經在個別行業（如建築業）引起技術性工人短缺而又缺乏年輕人入行的疑慮；同時間，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口受良好的教育，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又大大開啟新一代的視野，種種原因令他們比上一代對工作及生活的素質更有要求。當上一代低學歷的香港人都退休，剩下來的是一大批高學歷，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以及小數單程證安排下普遍低學歷的新移民，我們將要面對就業的轉型：低技術﹑低薪的工作未能乎合新一代人的要求，除了依賴內港的新移民或歧視性的引入外地僱傭政策，我們必須作出改變。
三，經濟上的思維。每個人必須澈底明白「貧富懸殊」﹑「貧窮」﹑「富有」等概念，因為數字上往往是乏味，單獨的數字更是沒有意思。香港人不窮，依按購買力香港人人均收入排列全球頭幾位，然而，大部份香港人卻不富有，甚至更有不少窮困潦倒的﹑撿破爛的﹑家徒四壁的人。孤勿論跨代貧窮﹑社會流動性低的問題，逾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特區政府繼續港英政府時代的重商政策﹑精英主義，造就了小數的富商巨賈，及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公務員及商界精英，成為有物業﹑有地位﹑受人尊重的「中產階層」一份子。回歸後，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泡沫爆破﹑莎士禽流感﹑零八年國際金融危機諸事件所掀起的經濟衝擊，卻仍然高速反彈，多年來持續增張，一方面香港汲取了九七年的經驗，大大強化了外匯市場的監管及防備，另一方面受到中國的庇祐，內地市場不斷開放，又放寬內地人來港限制，促進兩地合作，利惠港商港人。至此，十三年後，香港比以往更富裕﹑更加國際化﹑現代化，但我們比十三年前富有嗎？數據顯示，今天的大學畢業生的實質收入比回歸時不升反降，而且低層購買力多年來並未有增長，通貨膨脹，百貨騰貴，特別是樓房價格，完完全全與基層收入脫節，歸究於政府的高地價﹑停建居屋等房屋政策。從前的大學生的高薪厚職一去不反，今天的大學生所面對的是一個競爭極度劇烈﹑就業機會漸少﹑學歷大幅度貶值的勞動力市場，刻苦耐勞再也不能保證成功，對沒有家庭背景的貧窮子弟，簡單一個自置物業成家立室的需求刹那間變得遙不可及，更而像痴人說夢。若然，我們連簡單的一個生活要求－「家」，也未能達到，我們富有嗎？今天香港的富豪家族﹑名人明星不異於十九世紀以前英國的貴族階級，受人注視，引人嫉善，又掌握社會上的大權，控制政府﹑商業乃至文化的發展，他們可以無所事事，卻要受佔絕大數目的農民﹑工人去支持。
前進的路
資產家於資本主義下的商業社會裏累積資本去投資，以財富去創造財富，大大促進了公商業發展，改善了人的生活；廿一世紀，受惠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市場的幅射及影響力大大擴張，資本的累積與回報急劇加快；及至近年，人人參與，合力營造，一股龐大而非理性的全民投資（機）現象，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泡沫幻境。世道如此，造就了不少百萬千萬富翁（及輸家），持產者無事資產值暴升，無產者卻只可忍受無斷的加價，無聲的財富轉移，由無產至有產，及至泡沫爆破，一朝醒來，財富幻泡影，甚或生計不保。又如，當資本家﹑商人以不法手段去謀利﹑製造商機，諸如賄賂﹑欺詐﹑勾結政府﹑壟斷市場或不道德扼殺競爭對手，那麼他們的財富，所享受的權力和利益，又是否正確，值得我們崇敬和尊重呢？再者，擁有花不盡的財富，多錢於他們亳無意義，而捐錢做善行卻能幫助無數的人，造福社會，帶陽光與歡樂予老弱傷殘及貧困潦倒，他們零星的捐款善行顯得極之吝嗇。富豪貴族固然富有，但是假如他們認識到貧窮的意義，他們又快樂嗎？
經歷十載的斡旋，最低工資將於今年五月一日實施，作為政治妥協下的第一步，實在是值得鼓舞。然而，我們必須繼續爭取，並非掛名的勞工保障，而是生活的尊嚴和權利。
資料：統計署網頁；stat.oecd.org；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WLB08/content/resources/summary.pdf
注一：統計署並無公佈平均工時資料，參考香港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平均每週工時為４８.８故此保守取４８ｘ５２週，等於２４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