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一直不訪美，連董建華和曾蔭權都不如。更可笑是，她經常把「國際金融中心」掛在嘴邉，但身為特區首長，連拜訪世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幫香港宣傳，都拖得就拖，實在不知她怎樣面向國際，這難免讓人覺得是一種倒退。
說到倒退，不能不說香港的法治。正如筆者在《林鄭不踏足美國，代表乜？》中所言，比起曾蔭權設法維持兩制的平衡，林鄭選擇擁抱一國，心中並無「香港市民」存在。是故林行止以「市長」稱呼林鄭，相當準確。即使試過與習並排而行，但林鄭仍然配不上「特首」之名，只是一個奉命行事的行政官僚。
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問題上，林鄭拋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出來。她明知這樣做會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聲譽，會損害香港對個人權利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仍堅決推行。究竟幫她撐腰的中共，正在打甚麼算盤呢？又是否甚麼國際形勢的微妙變化，使中國政府更明目張膽地踐踏兩制也不怕呢？也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入手，有助我們摸清全局棋的虛實，對未來怎樣進，怎樣退，考量起來，會有較多根據。
研究香港的學者李家翹和蔡俊威，約半年前合寫一篇論文，在台灣學術期刊《思與言》發表，題為《政治的法律化：冷戰時期香港的地緣政治處境及其法治的鞏固》。他們後來在《明報》寫了三篇文章，介紹《政治的法律化》的重點／精華，很値得關心香港法治的人一讀。
李蔡二人提出，以地緣政治的角度思考香港法治的前世今生。原來，法治之所以會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孕育出來，是多方角力下的一個結果。鑑古知今，先要重塑戰後香港的歷史時空／脈絡和國際勢力版圖，「將整個棋局之下的所有玩家（players）全部鋪排出來，無論是中共、美國、英國以至蘇聯，這些國家勢力在同一時間如何看待香港，從而得出一個客觀的畫面。」然後，就會揣摩到英國為何一直不讓香港人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卻一力促成完善而穏妥的法治機制和保障。
「法治，是冷戰時期港府『以弱制強』的權力操作之產物。把法治完善，港府因而能以法律為準，把發生於各冷戰勢力之間的地緣政治爭端化為法律問題﹕以理性中立的法律程序予以解決。法律案件由獨立的司法機關根據法律原則作裁決，政府不偏不倚、不作干預。這便能使港府獨善其身，抽身於各勢力的利益和種種因之而起的政治問題。法治是港府在外力環伺下維持有效管治的良方妙藥。」
「驅使港英改以『法治』為更安全之治理策略的轉捩點，乃1949年的『兩航事件』。在國共、美中爭奪在港資產的鬥爭中，港英政府策略性地轉為高舉司法獨立：政治問題不單以法律解決，更應於法院解決，讓政府抽身於政治漩渦，獨善其身。」
「從客觀結果上看，地緣政治處境的變化『逼』出了法制的完善和法治的強化：由『依法懲治』（Rule by Law）演變為『法治』（Rule of Law）。」
「因香港的法治沒有民主憲政的基礎，法治與依法懲治，往往只是一線之差。當地緣政治局勢生變，各勢力間的平衡不能靠法治維持時，政府為維護它的管治不惜大力打壓，依法懲治就抬頭。」
兩位學者可謂有先見之明，香港過去幾年政治環境急速惡化，法治敗壞，現在更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究其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大，自以為有力和世界霸主的美國爭一日長短，出於民族尊嚴和全球化戰略的雙重考慮，遂加快步伐，使香港同化，由內至外納入中國體制內，成為大灣區一部分。
英國靠邉站，香港作為特區，本質上就是向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開放，讓中國領導人的意志無法完全在這片土地上執行。所以是此修例，其實是打破中美兩國在香港的勢力平衡，美國不會坐視。作為處於中美兩國夾縫間的其中一個玩家（players），如果行政首長欠缺政治識見、智慧和執行力，不敢踩鋼線，維持原有的權力均衡狀態，香港將難以維持左右逢源的戰略地位——順哥情而不失嫂意，向中國作其他國內城市所無法作的特殊貢獻，以換取「馬照跑舞照跳」的特殊待遇——一子錯，便滿盤皆落索。
中美兩大勢力各自的新盤算和互動，帶來激烈的碰撞和拉扯。林鄭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急著修訂《逃犯條例》，「聽上頭指示」只是第一重解釋。上頭為何有這種冒進的決定呢？是否錯誤評估／判斷新地緣政治的形勢發展和需要呢？香港的領導層有無向「老闆」曉以大義，勸其回頭是岸呢？可惜，至今為止看不到林鄭有。「兩航事件」迫使香港的管治者由『依法懲治』（Rule by Law）進化為『法治』（Rule of Law），習近平因素，卻導致相反的發展方向，而林鄭要負上最大責任。
林鄭失敗之處（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