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惠娥
我1997年來港，是家族裡的第二代移民。我在潮州家庭長大，是四姊弟中最大的。
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來港後遇上一個又一個的天使，助我一一適應這裡的生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首先遇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一個社工，她介紹我到她的中心參加英文補習，認識到英文老師和一群同學。英文老師帶我參觀香港大學，讓我認識六四。同學與我同遭降班的待遇，亦因此與我共同轉校跳班。這群同學，有幾個與我相交至今，互相支持。來港初期，遭遇歧視，我曾經感到憤憤不平。因著社協一個實習社工的聯繫，我與朋友們和香港浸會大學一班師生見面，分享新移民在港適應、歧視等問題。席間老師的一句話「你地今日既經歷，會係你地將來成功既資本」鼓勵了我，助我放下被歧視的不憤，努力讀書，向著大學這個目標進發。曾經身處弱勢、遭遇歧視，加上在社協接觸到不同弱勢群體，我在大學選擇了社工系，希望能與弱勢同行。
眾所周知入境政策規定在港住滿七年才可成為永久性居民，社會人士亦以此界線去區分是否香港人。但我記得我未住滿七年，已經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因為，我真心擁抱和接納香港自由、廉潔、法治等核心價值，03年沙士的時候，我與大家共同抗炎，七一的時候一起穿著黑衣、頂著酷熱天氣排隊數小時入維園，為何還用居住年份來界定我？
我在香港接受中學、大學、碩士教育，慶幸能透過教育逐步改善我一家的生活。但最最重要的是教育給予我選擇和反思的空間，以及讓我由個人走向社會。大學社工的課程讓我知道社會不公是如何形成的，讓我看見人的價值和尊嚴、看見社會問題與個人和政策的關係、看見改變的可能性，讓我知道生命可以影響生命。人生第一次主動上街，是大學一年級反廿三條遊行。教授以「多一個人走出來，就多一分力量」來回應我的疑問：「走出來有用嗎？」。受到教授啟發，我和同學跟隨師兄、師姊走上街。其後的「七一」五十萬人遊行，我義不容辭走出來。由零三年開始，我就成為遊行的常客，參與不同的社會運動。七一遊行、反對社福界一筆過撥款、反高鐵、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反國教集會、香港電視發牌事件、雨傘運動等等，我雖然不是走得最前的一個，但我會參與其中，用我微小的力量去守護這片土地。我上街，父母其實不贊成。他們常認為我上街就會被人認出，然後就回不了大陸。於是，我就用行動，一次又一次來證明他們的擔憂並不是事實。
來港後，六四屠殺是我第一次聽到關於我生長的國家的「壞話」。這個「壞話」為我帶來頗大的震撼，原來我的國家會這樣對待他的子民。但真正切身感受到六四的痛和哀傷，是零九年六四廿週年時。當時透過參與朋友創作的六四舞台劇《 喂，趕住投胎啊！？》，及中英劇團的《五四新青年》劇目，我首次感受到當年學生的愛和痛，明白到我們原來在追求同一個民主的夢想……。自此之後，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六四成為我一個不能忘記的痛。由零九年開始，每年的六四，我會和朋友一起，以舞台劇或報哀音等藝術形式，希望喚起更多人對公義、民主理想的關注和追求。
我熱愛香港這片土地，它讓我由個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一同參與創造改變。我由香港人身上明白到，不管改變多麼艱難，只有參與了，改變才有可能出現，希望存在於每個人以不同的形式去參與、改變。
感謝香港人，感謝教導我的大學老師，讓我由課堂和社會運動中得到啟蒙，自豪擁抱公民這個身份，盡自己能力參與公民社會。我的眼界，不再停留於國家層面，而放眼於世界，做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