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發現絶大部分關於電影《戰雲密報》的評論都是環繞新聞自由、新聞界作為監察政府的作用、及反抗暴政的勇氣，但是片中關於性別平等的主題卻受到忽略。筆者對這現象有點驚訝，而且認為與對抗政府權力這主題相比，導演或許更想表達的是女主角自強挑戰父權社會的勇氣。筆者更認為這電影與幾年前同樣是由史提芬史匹堡執導、湯漢斯擔任男主角的《換諜者》真正相探討的都不是社會公義或對抗政權的問題，而是另有所指。
（以下含劇透）
片中有幾個埸境將這主題帶出來。首先是報紙上市的第一日，女主角從交易所的樓梯拾步而上，樓梯的兩旁全是女性，好像一眾將士等侯統帥。而當打開的大門後的敲鐘平台上只見到男性，女主角就好像帶領一眾女性闖入原本屬於男性主導的領域。
第二個場境是當女主角步入最高法院時與檢控官的女助手的一段對話、與及庭內檢控官無理責罵女助手的一幕。女助手明言希望女主角能於法庭勝出，這抗爭不只是指向對政府的官司，更是對男性的對抗。而女助手之後遭檢控官無理取鬧更是顯出仍然有很多女性受到壓迫。
第三，就是當女主角步出法庭時有一眾女性列隊支持。而將這主題表達得最直接的一幕當然是男主角的太太對男主角討論誰才是真正的勇敢，和女主角最終決定不理會男性管理團隊，自己主導公司的決策。筆者認為這電影似乎更想表達女性挑戰男性主導社會這主題。
而且，女主角作出報導的決定的原因也與劇中幾位男性角色所表達的論點和邏輯截然不同。她不是基於政治和風險的計算，而是基於她對《華盛頓郵報》這祖業和背後的親情。這一點令我聯想到心理學家Carol Gilligan 1982年的著作 “In a different voice”。 Gilligan當年跟著她的博士論文導師Lawrence Kohlberg研究兒童的道德意識的發展過程。
Kohlberg的研究建立了Lawrence Kohlberg’s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並指出女童的道德意識的發展速度比男童慢。但Gilligan於著作中批評Kohlberg的研究結果有嚴重的偏見，因為Kohlberg的研究方法並未有考慮到兩性的思考差異。Kohlberg的研究是通過向兒童提出一個道德兩難問題，並要求他們在兩個選項之間作出決擇和提出解釋而得出上面的結論。Gilligan 批評 Kohlberg的道德發展評估方法要求所有兒童使用男性傾向使用的原則性思考方法而且只著重公義這單一道德價值，忽略其他道德倫理價值。而更重要的是Gilligan認為這評估方法忽略了女性的傾向避免二取其一，盡量尋求能同時滿足兩種有衝突的道德要求的思考方法。
近日關於這電影的評論大都環繞社會公義的問題，而且評論者也是以男性為主。固然這是由於香港人這幾年都處於高度政治化和政治敏感與及對香港前途感到憂慮的狀態。但筆者同時也認為這現象與Gilligan當年的處境有幾分相似。香港的政治生態仍然是男性主導、也傾向於原則和道德性的討論、討論所涉及的道德價值也傾向於與公義有關，其他的道德價值在公民社會的討論中也較被忽略。
這情況自佔中之後更為明顯。雖然筆者認為屈穎妍説要以佔中作為大埔車禍調查的起點的説法是荒謬絶倫，但筆者認為自佔中後香港社會的戾氣和燥動有所增加、香港人的愛心減少、公民社會不同派系之間難以尋求共識。近日公民社會開始探討希望政治，也許香港也可以從女性主義的思考方式出發探討愛的政治 (Politics of Love)[1]，以在對抗專權極權的同時創造更團結和睦的公民社會。
電影中一邊箱是男主角要帶領《華盛頓郵報》從地區小報自強成為大報，而另一邊箱是女主角要代表女性自強不息；一邊箱是男主角要代表《華盛頓郵報》挑戰政權，另一邊箱是女主角帶代表女性挑戰男性主導的社會；一邊箱是男主角帶領《華盛頓郵報》成為報業的先鋒，另一邊箱女主角成為女性的先鋒。
一邊箱《華盛頓郵報》即使得勝後仍然被忽略，另一邊箱女性的地位和能力仍然被扁低。而一邊箱對抗尼克遜的努力仍然未能停止，同樣今天性別平等的抗爭仍然需要努力。
[1] 芝加哥大學的著名政治哲學教授Martha C. Nussbaum曾探討愛在公義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