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死後器官移植，一直採用捐贈者示意政策。然而，去年底一則少女受突發肺病摧殘失救的新聞，令政府官員檢視因循採用的政策是否不足而應該更改。行於歐美等地的拒捐者示意政策，高永文當時安個怪名叫「強逼性器官捐贈政策」，引起大眾一片笑聲與噓聲，笑後噓後，至今沒當一回事。其實，叫得「強制」，是不用打算推行的了──大家一聽見「強制」，自然反感，再加「強制性捐贈」，語帶矛盾，怎會同意實行呢？然而只要改掉這個詞不達意的名字，不失為值得考慮的政策，切實挽救無辜者的性命，亦令不少人不用終身受重病所苦。[1]
一、定名
拒捐者示意的政策，英文叫presumed-consent policy或opt-out system，不會叫compulsory donation policy這樣傻。中文大可譯作「拒捐者示意」政策，與現行的「捐贈者示意」政策相對照，概念一清二楚。
二、施行情況
此政策一直在新加坡、法國、瑞典、比利時、西班牙以及美國部分州分推行（1999年，英國醫生協會曾提交報告，建議英國亦實行拒捐者示意的死後器官捐贈政策（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2008），只是過不了議會投票一關），一般有效促進死後器官移植，救死扶傷(Zink, Zeehandelaar, Wertlieb, 2005;BMJ, 2009)[2]：奧地利實施拒捐者示意政策四年，器官捐贈者由每百萬人中4.6人增加逾倍至10.1人（Gnant, Wamser, Goetzinger, Sautner, Steininger, Muehlbacher, 1991）。西班牙推行拒捐者示意政策，配合全國性的器官移植統籌措施，2014年每一百萬人就有36人捐出器官，是捐贈率最高的國家(Zink, Zeehandelaar, Wertlieb, 2005)。新加坡單就腎臟推行此政策三年後，腎臟捐贈由每百萬人4.7宗增至31.3宗（Soh and Lim, 1992）。比利時推行三年之間，腎臟捐贈亦由每百萬人18.9宗增加至41.3宗（Roels, Vanrenterghem, Waer, Christiaens, Gruwez, Michielsen, 1991)。美國部分州分亦就死後眼角膜及腦下垂體移植推行此政策，亦大大增加這些身體組織的移植，登記拒捐的人為數甚少（The Task Force 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1986:30-31)）。例外情況是新加坡2007年發生醫生在腦死者家屬反對下仍進行器官移植的個案後，國民觀感反彈甚大，以致政策出現反效果，登記拒捐者大增；可見此政策仍須顧及家屬意願，才可發揮良好效果──起碼在東方社會如是。西班牙所行之拒捐者示意政策，即使死者生前沒表示拒捐，仍會先主動瞭解其家屬意願，而其家屬可代死者拒捐（BMJ, 2009）；此政策倘行於香港，可傚法之。
三、對病人的濟助
基本健康、作息自如的平常人，是很難想像、而且往往不會平白無事去關心器官危疾的病人的苦況的 ── 報章偶然報道一二病人器官衰竭的情況（例如多分報紙去年報道患上肺動脈高壓的19歲少女勞美蘭，月前再報道患上心肌炎的20歲少年馬倬朗），令我們窺見病人危急處境的一斑。但也是隔著鏡頭，也許至今已忘，然而那可是平日真切發生的事情。[3]現行捐贈者示意政策下，捐贈者（或其家屬代他）明示同意，死後器官才可用以救人。在香港，根據醫院管理局數字，2015年嚴重器官衰竭而等候移植的病人約二千人，但限於器官可移植的狀況甚難出現（腦幹先死，一般由於意外或急病[4]（衛生署，2016）），而示意捐贈人數偏少，全年只有約一百三十宗的身後器官捐贈。病人重獲新生的機會葬於墓園，焚於火葬場。慮及拒捐者示意的政策切實挽救無辜者性命，亦令不少人不用再終身受重病煎熬，沉痾綿惙，政府在加強宣傳、教育與增聘器官捐贈主任向離世者家屬解釋器官捐贈之外，亦不妨考慮拒捐者示意政策。[5]
四、質疑
前文論述了改行拒捐者示意政策的理據；以下考察論者有的（或可能有的）疑問。不少人以自主與權利問題質疑拒捐者示意政策，或認為一般市民無責任協助救人，亦有網民擔心政策會鼓勵內地人來港「爭器官」，此等論點均欠斟酌。詳析如下：
1. 自主問題
只要政府宣傳充足，配合捐贈教育令市民知悉所行政策（學校教育、廣告，或向每一公民發信），而表示拒絕之登記手續簡明，則死後器官是否可能捐出，死者生前可作決定。（家屬在其身後另有主張則作別論，見前文所論。）然則此政策如何能損個人自主？
提起「自主」，有一點其實頗足深慮。我們說「自主」，是指人經思慮而下的決定。但現行捐贈者示意制度下，眾多未表明願意捐贈的人，其實有多少是思考這個課題後，確定自己不想捐贈，而特地選擇不捐呢？我想，大多數人，都是覺得眼前未有需要考慮這問題（沒想到會突然橫死──意外或急病驟然離世，器官一般才適合移植救人），而將這問題擱開一邊吧。現時香港已登記同意死後器官捐贈的人，只佔成年人口約4%（香港衛生署，2016）。但以問卷調查香港人的意願，在明確面對提問下，有達六成半人表示有意捐贈（《蘋果日報》，2015年10月18日），此印證了前述現行制度下未示意捐贈者多只是將問題擱在一旁而未予正視的估計。這樣的拒捐算是怎樣的自主呢？相反，一旦推行拒捐者示意制度，因未示意者均可受影響，人們便須正視此問題，思考他們的選擇，捐贈或拒捐亦會是經思慮的結果，這是否更合乎自主的定義呢？
2. 權利問題
或有權利上的疑問：拒捐者示意的政策下，一個人，縱使已獲知會政策，並未表明拒捐，但亦未表明想捐，然則我們就有權取用他的器官嗎？就如對人喊話：「你願唔願意將你副身家畀我？」如那人默不作聲，不置可否，難道就有權取用他的財物了嗎？
我想，這視乎所涉後果重大與否。一般情況下，我們確宜恪守權利的份限；但我們都知道，權利考慮雖然重要，仍有界限──若關乎嚴重後果，尤其影響他人生死安危，權利考慮往往當作退讓，例如政府須遵重個人的行動自由，無權侵犯，但仍應阻止市民自由進出火藥庫，這是以後果之嚴重為慮。慮及器官移植能挽救性命，又或擺脫病魔終身煎熬，而往生者已用不著皮囊裡的器官，以下例子當較貼切：
有個人，已不愁溫飽，手上多出一份三文治，有與沒有已對他毫無作用。在他眼前，卻有一個饑餓垂死的人，已經兩眼反白，苦苦挨不下去。你詢問那個有多餘三文治的人：「喂，你拎住份三文治自己唔食，眼前嘅人已饑餓垂死，可唔可以交畀佢救佢一命？──你唔出聲，我當你肯畀人食喇！」那人卻硬是默不作聲，支吾以對，不肯表態。在此情況下，取去他的三文治務求讓眼前垂危者得生，還是合宜之舉。
3. 一般市民不必承擔救人責任？
我想，不少人心底感覺（即使不宣之於口）其實是這樣：器官危疾者或病或歿，原是自身趨向之結果，與人無尤。他人以身後器官捐贈，使其得生，固然是高尚之舉；但假若拒捐，對其病其歿一無罪過可言，因此政府實不必採行拒捐者示意這類帶干預性的政策，以求一般市民承擔救人責任。然而這看法大謬不然：倘器官移植可助器官衰竭者脫離病魔重獲新生，則此與其或病或歿同為未來事態之可能，所謂「原來趨向之結果」無由說起。以上述多餘三文治之例子論之，旁觀者若將多餘三文治讓予眼前饑餓者，則他得生（或甚有可能得生）；若拒施予，則他喪生。旁觀者拒絕施予，與饑者缺糧七日同為其餓死之緣由。以此論之，拒施三文治之責，即為保其（自己吃不著的）三文治而一任他人餓死之責；拒捐器官之責，即為保其（自己用不著的）死後器官而一任他人喪命或折騰終身之責。不可謂不重。
有一點不妨注意：依現行社會制度，包括法制等，主動殺害與見死不救一般處理分別甚大，這固然是因為兩者罪責畢竟有程度差異，另這亦多緣於制度可行性以及對犯案的阻嚇效果等考慮而對二者安排判然有別，而不必或不盡緣於二者之罪責有多大差異。
4. 內地人來港求器官的疑慮
內地移植器官有價，而現時內地人來港容易，不少網民就提出，若香港施行拒捐者示意的器官捐贈政策，會吸引內地病患者來港爭器官，以此為由反對此政策。
先釐清的是：器官移植，救得一個得一個──假使新政策效果理想，死後器官捐贈增加整整兩倍，以香港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計，就是令每年約多二百餘人倖免於難，或生活脫離重病折磨；而與此相反，此一改變對內地人的「吸引力」轉變，卻是此增加了的器官分給輪候者／競爭者的比率，故須加上輪候者／競爭者（去年約2000）作分母基數，粗略而言，即「吸引力」仍僅僅加12%──意思是，就算有新人加入輪候所增加了的可移植器官，他仍須與遠遠多於可移植器官的輪候者一同輪候／競爭──因而並非翻天覆地的變化。此情況下，即使改行拒捐者示意的器官捐贈政策效果如上述理想，可預期在港絕大部分處境危急或長受折磨的輪候者都仍是港人；我們是否為避免有內地人來港「爭器官」，就不惜犧牲原居香港的危疾者受助於器官移植的機會？
況且，不論藉任何政策，只要可移植的器官顯著增加，即可能有上述吸引內地病患者來港「爭器官」的效果，但何以論者又似乎對拒捐者示意政策以外的促進港人器官捐贈的措施（如政府現行有關捐贈器官的教育與推廣、聘請器官統籌主任與死者家屬商談……）無此疑慮？
五、結語
拒捐者示意的器官捐贈政策，高永文去年一提出，大眾譁然，多表抗拒；但抗拒是因「強制性器官捐贈」的詞不達意怪名，還是真有理據？本文論析了人們提出的主要反對論點，展示其悖理之處。當然，要增加器官捐贈數字，挽救受器官衰竭摧殘的不幸者，政府可做的其他措施仍多。例如政府大可藉市民剛成年申請成人身份證的機會，主動提問他們死後器官捐贈的意願，以鼓勵市民思考此一問題，又或在醫院增聘器官捐贈主任，向離世者家屬講解器官捐贈的細節與意義。然而拒捐者示意的政策，亦沒明顯理由排除在考慮之列。[6]
參考資料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2008), Organ donation – presumed consent for organ donation. http://www.bma.org.uk/ap.nsf/Content/OrganDonationPresumedConsent
BMJ (2009), “Impact of presumed consent for organ donation on donation rates: a systematic review”. http://dx.doi.org/10.1136/bmj.a3162
Gnant, M. F., Wamser, P., Goetzinger, P., Sautner, T., Steininger, R., Muehlbacher, F. (1991), “The impact of the presumed consent law and a decentralized organ procurement system on organ donation: quadruplication in the number of organ donors.” Transplant Pro, 23. P. 2685-2686.
Roels, L., Vanrenterghem, Y., Waer, M., Christiaens, M. R., Gruwez, J., Michielsen, P. (1991),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a ‘presumed consent’ legislation in Belgium: its impact on multiorgan don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ransplant Proc, 23. P. 903- 904.
Gundle, K. (2005), “International Lessons for Moving Forward with ‘Opt-Out’ Organ Do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an Francisco Medicine Society. http://web.archive.org/web/20090604162406/http://www.sfms.org/AM/Templat...
Skowronski, J. J. (1990),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gree to Donate Organs: Can Persuasion Work?” in Shanteau, J. and Harris, R. J. (ed.),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P. 122-135.
Soh, P., Lim, S. M. (1992), “Opting-out law: a model for Asia –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 24. P. 1337.
Task Force 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1986),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ed. by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P. 30-31.
Teo, B. (1991), “Organs For Transplantation: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in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1 (6). P. 10-13.
Tong, M. K. L. (2006), ‘Overview of Renal Transplant’. http://www.hkst.org/the-education-corner/49-overview-of-renal-transplant...
Zink, S., Zeehandelaar, R. and Wertlieb, S. (2005), “Presumed vs. Expressed Consent i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 Virtual Mentor, 7 (9). http://www.ama-assn.org/ama/pub/category/15455.html
蘋果日報（2015年10月18日）〈全港自動捐器官，到底work唔work？〉，要聞港聞版。
立法會秘書處（2016）〈香港的器官捐贈情況〉。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516rb05-organ-don...
香港衛生署（2016）。http://www.organdonation.gov.hk/tc/home.html
[1] 香港的器官移植技術在國際名列前茅，成功率甚高。早於十年前屍腎移植存活率以一年及五年計各為90%與85% (Tong, 2006)；截至2015年底進行過千多項肝臟移植手術，病人手術後一年及五年存活率亦各達93%與85.7%（立法會秘書處，2016）。慮及適合捐贈器官的離世者一般可捐出多於一個器官，可假設他們概能救助病人。
[2] 立法會秘書處（2016）曾發表研究報告，謂「沒有明確數據證明採用『預設默許』機制（即拒捐者示意政策）能夠提升器官捐贈率」，此說與BMJ（2009）及Zink, Zeehandelaar, Wertlieb(2005) 等研究結論不符。
[3] 若干嚴重心臟病與肺病，只有器官移植才可挽救性命；末期腎衰竭的病人，未得器官移植，日常須頻繁承受以儀器洗腎之苦，亦喪失腎臟參與製造紅血球及調節血壓等功能；角膜失效（多因遺傳、傳染、外傷引起）致盲的人，藉角膜移植才可重見光明。
[4] 捐贈身體組織（如眼角膜、皮膚或骨骼）則可無此限制。
[5] 研究顯示，除推行拒捐者示意政策外，交通意外死亡數字、醫療系統的移植能力（如移植中心的數目）、天主教徒比率、人均GDP、教育程度，俱與當地的死後器官捐贈率成正比。（BMJ, 2009）
[6] 當然這是假設了醫療制度沒腐朽情況。近年香港社會制度棟折榱崩，若有日制度崩壞至連器官捐贈安排亦被波及，則自然影響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