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布殊總統連任，重申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傳統：肩負起在世界上推廣民主的使命，未來四年的外交重點，將由反恐擴展到反暴政，率先鎖定了朝鮮、伊朗等邪惡政權。新任國務卿的賴斯也明確表示：在全球推廣自由，是今日美國外交的重大責任。
在這個日益功利化的世界上，被美英聯軍從二戰中，解救出來的法、德兩國元首奉行機會主義的綏靖之策，當他們帶頭杯葛倒侯之戰，並屈從於中共的大訂單而向獨裁者獻媚時，世界頭號民主強國的總統布殊卻仍然對上帝懷有如此虔誠、對自由理想抱有堅定的信念和為之奮鬥的決心，令我這個仍然生活於恐怖政治下的知識人，感到莫大的欣慰和鼓勵！
中共官方及其智囊，大都把對布殊主義解讀為美國霸權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美國是個實用主義的國家，外交原則一直是重現實利益而輕自由理想。布殊的四處出擊及扮演世界警察，絕非為世界民主化，而是為美國的經貿利益和國際霸權。美國不放棄台灣，推行人權外交，軍事上遏制中共，決非為保衛台灣的民主成果，或在乎中國人的自由，而基於遏制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利益。
然而，二戰以來歷史事實卻證明，美國外交的核心戰略恰恰是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這一戰略的反面，是瓦解世界各地的獨裁及其聯盟。它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份，甚至就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最大國家利益之所在。所以，美國在經濟上推廣自由市場，在政治上遏制獨裁和扶植民主，在軍事上與暴政作戰，在文化上輸出基督教和自由主義價值。從抗擊法西斯到遏制共產極權，從出兵海灣、科索沃到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戰……這種全方位的外交攻勢，無論在處理具體個案時的輕重緩急秩序如何安排，但長遠利益，顯然取決於瓦解各種形式的獨裁，和推動自由化。正如布殊總統的演講所言：自由在美國的存續和安全，愈來愈依賴於「結束每個角落的暴政」和「自由在其他國家的成功。」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也愈來愈依賴於「自由在全世界的擴張。」簡言之，致力於一個自由民主世界的建設，不僅是美國外交戰略中的最大國家利益，也符合全人類的利益。
鑑於軟硬實力上的巨大差異，布殊主義下的中美關係，只能是美國主動出擊而中國被動應對。儘管，近年來中國的國力軍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反美反日反台獨成為民族主義的三大發洩口，大國外交、趕超美國和偉大復興成為民族主義的三大目標。但中國的硬實力，還遠未強大到足以抗衡美國的地步，世界性共產極權體制的崩潰，使獨裁國家的實力逐漸萎縮，與日益擴張的民主陣營的實力差距愈拉愈遠。
在軟實力方面，中共政權更是一塌胡塗。國際上，民主化潮流席捲世界，獨裁國在道義上日益孤立，中共也只能與幾個最失敗的獨裁小國為伍。在國內，一方面，「六四」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急劇流失，已經不足以贏得多數民眾的自發擁戴。政治停滯和經濟高速的畸形改革，積累了愈來愈多的深層危機，表面穩定已經壓不住遍地的烈火乾柴。
另一方面，從最高決策層的大國外交到精英層的國家主義，從新左派的毛主義或儒教王道到憤青的仇恨心理，國人的行為方式已經墮入犬儒主義深淵，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民族主義狂熱，僅僅是國民意識的表層，而真正主導國人行為的動力，決非為祖國為民族這類抽象空洞的整體利益，而是實在的個人私利的最大化，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厚黑哲學。權貴家族的親屬大量移居美國，國內資產大量向境外轉移，就是口是心非的愛國主義的典型標記。
美國的主動出擊，在經貿、朝核、反恐等問題上，既合作又施壓；在政治上加大人權外交力度，敦促中共改善人權和進行政改；在軍事上，要遏制中國尋求高尖端武器，阻止歐盟解除對華的軍售禁令；在國際關係上，美國將盡力修好美歐關係，加強與亞洲盟友、特別是日本的關係，以便牽制中國在亞洲的影響的上升；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美國在力保台海維持現狀同時，不會放縱台獨勢力的鋌而走險，而是要求台灣多打民主牌而少打台獨派。
正如新任國務卿賴斯在參議院作證時所言：基於經貿、朝核和反恐等共同利益，美中之間要建立「坦誠、合作和建設性」的雙邊關係；但她特別強調，如果中美之間在政治制度和人權問題上的分歧無法解決，美國就不會把中國視為可信賴的朋友。即便在經濟上，美國也仍然要敦促中國全面遵守WTO的規則。
中共的被動應對也按照跛足策略：經貿合作與政治拒絕、言詞高調和現實低調。現在的中共寡頭，沒有堅定的政治信念，也缺少為政之道德、魄力和大智慧，但他們畢竟繼承了鄧小平的機會主義明智——「韜光養晦」。他們知道，美國不僅是世界超強，也是能夠影響中共政權穩定的最大外來力量，中國的硬實力根本無法抗衡美國，在道義上更處於劣勢。得罪了美國，就等於自毀掉有利於獨裁政權穩定的國際環境。他們也知道內部危機有多麼深重，甚至知道為了彌補道義劣勢而用民主人權等言詞來包裝專制。所以，「六四」以來，銀河號被扣、使館被炸、中美撞機……凡是可能導致中美關係嚴重倒退的衝突，北京政權皆以低調務實的態度化解之。即便在九一一後，美國在反恐、朝核問題上需要中共的合作，但北京也決不會與華盛頓直接對抗，而只能採取所謂的「多邊主義」的迂回策略，以經貿利益換取政治利益，支援朝鮮、緬甸、古巴、伊朗等邪惡小國，拉攏歐盟、俄羅斯、拉美國家。
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北京也不可能不知道，只要對台動武，中共就將在內政上把自己置於後院起火的高危機險境，在外交上陷於遭受軍事干預、全面制裁、道義譴責、外商撤資的孤家寡人境地，這對獨裁寡頭集團的任何決策者來說，皆是弊大於利的選擇。不要說權貴眼下的既得利益難保，即便從長遠看，誰打響台海第一槍，誰就將成為千古罪人。所以，中共對台政策的內政底線是維持現狀和保證和平的國際環境：既不影響經濟高增長、也不削弱民族主義情緒，外交底線是既不損害中美關係、又要遏制台獨的鋌而走險。
九一一後的短短四年，在反恐中誕生的布殊主義，已經把自由力量向前推進的一大步，在最難現代化的伊斯蘭世界鏟除了的兩個最暴虐的政權，阿富汗大選順利完成，伊拉克大選以高達72%的高投票率結束，巴以關係出現和平曙光；布殊主義的威懾力，使獨裁者卡達菲棄惡從善，一向強硬的伊朗在核問題上有所讓步，暴君金正日不得不參加六方會談。中共現政權如要得到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也只有放棄與邪惡小國為伍而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才是中國人的未來福祉之所在，也才是中國對人類的最大貢獻。
劉曉波
作者為中國大陸民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