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居權系列報導1】一個移民家庭 —— 一代的移民縮影：忠伯
黃女士現年59歲，是福建南安人。
她是港人爭取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事件中的子女，她與她的父母已連續為黃女士的居港權問題爭取超過10年，但仍未見有曙光。
黃女士的父親於六年前過世，母親與她繼續爭取她可以留港。現時她與她八十三歲的母親同住筲箕灣一公屋單位。黃女士沒有香港身份証，只能靠行街紙留在香港，並且需要每四個星期到入境處報到。
自1999年始，黃女士便已住在香港沒有回鄉，但手持行街紙的她不可以工作、不可以申請任何福利資助。她說：「早前清潔家居跌倒，頭頂腫了一大塊，但因為無身份證無法在政府醫院看病，要找私家醫生，用了二千多元，但政府醫院五百元就可以了。」她和媽媽就只靠每月二千二百元的長者津貼維生。雖然姐姐和四弟都在港生活，但他們都需要照顧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媽媽經濟上的支持。
貧窮地區的無奈經濟圈
黃女士小時侯一家住在福建南安，以務農為生，主要種植稻米。可是，黃女士一家與其他農民一樣，收成要歸生產隊所有，然後以四個月一季分配糧食，但其實份量不足以維持四個月，生活非常艱苦。有時農忙更要加班至晚上，在缺乏燈光的情況之下，他們只能靠月光作為照明，繼續田裡的工作。
華人的遷移史其實已有很長的歷史，黃女士的祖父母很早已去了菲律賓找生活，做點小小的生意。同時，像黃女士祖父母一樣嘗試飄洋過海到南洋找生活，寄錢回家幫補生計的，在南安也不少。黃女士一家當時的生活，有部份就是靠住在菲律賓的祖父母寄錢回鄉，她們才僅僅足夠維持生計。
1970年代，英殖民政府對內地申請來港的人很歡迎，連對偷渡的也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抵壘政策，其實也是因為華資英資發展工業，要大量的年青力壯的勞動力。大量內地人民，因內地生活貧瘠，又或像黃女士一家，勞動度與實質所得相差太遠，覺得十分不公平，而企圖越過邊境來尋找較合理的生活。正因如此，香港才有所謂經濟起飛。
黃女士的父親、哥哥及四弟，就在這種背景下，自1972年起陸續成功申請來港。1980年，黃女士的五弟和母親亦申請移民澳門。從此一家便遺下她一人在福建。
鄉下窮女子 啞子吃黃蓮
黃女士的母親一直身體虛弱，無法下田工作，而黃女士年幼時更曾患有肝炎，要本來已虛弱的黃媽媽尋找中醫到家中看病，又要日夜照顧及煲中藥給黃女士，如此無微不至地照顧了一年多，黃女士才能痊癒。故此，黃女士一直十分感念親恩，認為無人會比母親對自己更好。
黃女士雖然肝炎病好，但整個青年時期都有嚴重的面瘡問題，公眾醫療的貧乏亦令她求助無門，於是她總認為，滿面瘡痍無人要，而且外間的男人怎及爹娘親，所以，一直到了許多姑娘已出嫁甚至已為人母的年紀，黃女士都沒有覓對象，打算獨身。
可是，這種「獨身主義」在鄉下怎能輕易被接受？父母一方面也不想家有嫁不出的女兒，一方面也不想女兒嫁不出，於是一直要求她嫁人，甚至主動為她安排了人家，她亦一直進行抵抗，最後父親出動到斷絕關係來迫她嫁，她才從了父命嫁了人。
到她差不多要嫁時，又是五弟打算申請自己與母親到澳門定居的時間，而當時移居澳門，要比起去香港容易得多。後來，母親也以澳門居民的身份申請來港與父親團聚，也比在大陸申請容易得多。因此，黃女士到今天仍在生著五弟的氣，認為當天暪著她把她一人遺棄在內地的就是五弟。黃女士也有質詢過五弟為何不告訴她，五弟回答的重點，顯然是出於性別定型的考慮：要把別人家快嫁入門的媳婦申請走，對不起別人；況且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人家，耽誤了她婚事亦不好，所以才暪著她申請自己和母親去澳門。同時，當時，姐姐已經嫁了人，丈夫後來也成功申請來港。
黃女士當時驚覺家人相繼離開，亦不能不從父命，只好萬不情願地嫁了人。可是，當她懷第一胎時，因婆家太遲送她入院導致流產。自此，黃女士認為婆家對她漠不關心，關係變得惡劣。黃女士的大女於1981年出生，兩年後黃女士再度懷孕，醫生說這次的胎位不正常，很危險，但作為一個母親，黃女士拼了命堅持令二女順利出生。醫生表示黃女士不能再生。無法生下子嗣，在父權觀念極重的鄉下也是無法接受的，對此，黃女士也多有埋怨，一年後，他們收養了一個兒子。
黃女士表示婆家很窮，屋很細小，連洗澡也沒有熱水。一方面為了子女著想，一方面貫撤她抗拒從命的性格，她毅然帶了三個子女回條件稍好的娘家住，只有過年過節才回婆家。這種前衛的作風，當然令到黃女士在鄉下遭受不少閒言閒語，但她認為這樣做才是對子女好的，便堅持下去。
爭回做女兒的身份
當時生活很困苦，黃女士及婆家需要靠黃女士的在港家人寄錢回鄉給他們。由於家人們學歷不高，所以來港多年，也只能做地盤及工廠等工作，出賣勞力又收入不高，寄回鄉的都是他們的血汗錢。
1990年，黃女士最後的姐姐也隨丈夫來了香港，而黃女士在內地一直處於與婆家拉鋸，又獨力靠自己一點工作及父兄寄回來的錢，養大幾個子女。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庭判定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有居港權，父母素知黃女士的夙願，便叫黃女士來港申請。當時，黃女士已四十四歲，子女也已都長到了能自理的年紀，於是在3月19日，她便來港。那時沒有什麼自由行，申請來港探親不見得很容易，且當時訊息很混亂，許多相關的家庭都不知該怎做，只是憑著香港法庭判了，大家相信香港的司法比大陸可信，於是總認為應該無問題，子女們便紛紛過期居留等消息，以免回了大陸後，內地政府不再批她們來港。6月11日，父親帶黃女士往灣仔入境處自首過期居留，入境處給她行街紙等消息，想不到香港政府竟出了人大釋法這一招，6月26日之後，她再往續期便不成功了。
這次，黃女士一家都心有不甘，不甘到了香港仍受到這樣的宰制，於是，這次父母和她都站在同一陣線。1999年後，黃女士的父親年年都去遊行多次，為她爭取居留權。2007年，父親過身，母親雖身體虛弱卻也與她一起走上街頭，但一向虛弱的母親更因父親過世而有情緒問題－－不識字的黃媽媽只要收到信件便會徬徨得哭出來，因為以前的信件都是由黃爸爸看的，幸好有黃女士在黃媽媽身邊安慰她。
近年黃女士的母親患心臟病、高血壓、風濕等病患，隨著年紀漸大更是每況愈下，需要有人時常在旁照顧她。可是，兄弟姐妹都是基層家庭，各有自己的困境：姐姐的丈夫患有糖尿病，大女患有腎病，需要日日洗腎；四弟做地盤散工，時有工作時無工作，收入不穩；哥哥和五弟分別在菲律賓和澳門打工，無法經常照顧老人家。黃女士感念母親對自己恩深，誓要留在此侍奉母親終老。
在這段期間，子女各自成婚，更連孫子也有了，黃女士一一錯過。2011年，她家鄉的家公大病，黃女士去問入境處，入境處職員卻說如她一回大陸，可能永不能再來港。她被迫抉擇，結果沒有回鄉奔喪，丈夫及子女因此與她關係破裂，現在只剩大女有聯絡。
現在，雖然港人內地子女可來港定居的條件已放寬，但黃女士在這個條件下仍屬「超超齡子女」，正式團聚無期。黃女士說，若有身份證，就算半夜三更也會飛回家鄉看子女和孫兒。可是，直到現在，黃女士對自己的抉擇沒有感到後悔，雖然在行動不便的母親身邊儼如廿四小時看護，自己也年紀不少開始這裡那裡有點病痛；雖然與內地親人關係破裂，但從她未嫁時就有的心願，只有在種環境下才能實願，簡單的心願：爭回做女兒的身份。
訪問及撰文：yendy chan、jennifer tai、小草
籌備及導引：自治八樓
鳴謝：
爭取子女居港權家長協會，居留權大學的協作
各接受訪談的朋友的分享及多年的辛勞及堅持
各參與走訪及撰寫報導的朋友的投入
特別鳴謝：
所有在居權抗爭路上共行的朋友
[1] 1997年前，於父母雙方獲得香港居民身份前已年過14歲的子女，稱為「超齡子女」，不獲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移居香港。
[2] 「指無論本人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出生，在其出生時，其父母雙方或一方須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條件的人」參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釋》（1999年6月26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見文件十七），頁2。
[3] 超超齡子女：在2011年的新措施中，只有當父或母或雙方成為香港居民時，其年齡是14歲或以下的子女才有資格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年齡超過14歲的子女再次因年齡問題而不獲資格來港，忠伯的兩名長女便是超超齡子女。
按：爭取居留權運動持續進行至今已十六年，在這叫人難以想像的持久裡，家長與子女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怎樣地堅持過來？他們的故事，就是運動的歷史。自治八樓籌辦走訪居權家長與子女的活動，協助一班關心居權運動的朋友，以文字紀錄這些家庭如何被政權碾碎，與及無權無勢者卑微而堅強的反抗。一・二 九判決紀念日將近，十六年前的一月二十九日，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權，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即使判決很快就在同年六月二十六 日，因港府提請人大釋法而被推翻──每年一月二十九日，居權家長與子女都發起遊行與晚會，要求「還我一二九判決！」如果你好奇，一場運動如何能堅持十六 年，請花時間閱讀這些居留權的口述歷史。如果你被觸動，請在一月二十九日，來參與遊行和晚會。
籌備及導引：自治八樓
鳴謝：
爭取子女居港權家長協會，居留權大學的協作
各接受訪談的朋友的分享及多年的辛勞及堅持
各參與走訪及撰寫報導的朋友的投入
特別鳴謝：
所有在居權抗爭路上共行的朋友
居留權一‧二九，十六周年
【還我民主，還我人權，還我家庭團聚】
下午遊行：
2015年1月29日
下午二時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外聚合集會
下午三時遊行往政府總部抗議
晚上燭光晚會：
2015年1月29日
晚上七時三十分於中環遮打花園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