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佔中與學聯宣布將在星期日，於金鐘雨傘廣場舉行投票，就以下兩個議題徵詢意見，『一是特區政府將提交港澳辦的民情報告必須具憲制效力，可改變人大8.31決定；二是要求擬成立的多方平台委員會必須處理2017年及之前的政制改革；』。誠如大會所呼籲，我當然希望支持參與佔領行動的市民能夠藉此向政府表達立場，然而，作為參與者面對這兩條命題，卻有無所適從之感。
如何覺得北京可以忍手鬆手？
第一、香港人能夠讓北京面對一個有決議性或憲制效力的結果，是很霸氣而值得支持的事情，但究竟有決議性的最終決定效力有多大？憲制效力有多強？就無可避免回到老問題，遇到它原本想解決的問題一模一樣的困難，就是北京能否放下最終決定的權力。
而我們都知道，就是北京在現在的政制改革，甚至在當年基本法草擬時經已為自己保留最終決定的權力，那麼它即使向民情報告退讓，賦予一定的憲制效力，按照北京的邏輯是一定留有最終裁決的權力。這是香港和北京打從一九八零年代遺禍至今的死結：香港人原本以為是自治的事務，在北京眼中則始終有最終決定權，也不可能讓香港得出到一份可以凌駕或否定北京決定的東西。
現時香港與北京之格局，好比二千年前，古羅馬共和國的平民，選出護民官以保護平民權益；但元老院的貴族們到後來就出動『元老院終極議決』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用最終的權力令護民官原有法定的職權無效化。
除非再有政治力量的逆轉，否則推進到這個地步，也只是原有問題的延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一步。如果我們可以令民情報告有決定性效力，那香港人理應可以簡單直接得到本已允諾的普選了。
如何確保一個公平公開的多方平台？
第二、針對第二條投票議題，若果我不知道多方平台如何組成，那麼我在投票中如何取態？支持2017年及之前改革一回事，但該多方平台『點組成』其實非常影響『點處理』，之等於提委會的組成，會非常影響如何處理不同政見之候選人。若果我們未能理清，又或者向市民聲明多方平台的組成原則，運動將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
我們假設以下情況：(一) 政府刻意設下『三腳凳』，刻意拆開做『政府』、『建制派』、『運動參與者』，政府與建制派包夾雨傘運動，(二) 『政府』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主持會議，以行政中立的手段，折衷調和的表面，實際上是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收割多方平台的結果。那麼我們如何面對一個不公正的多方平台，會不公正地處理2017政制改革的問題？雙學和三子，是否應該提出一些組成多方平台的原則，取得參與者的共識？
我想起李登輝面對1990年台灣野百合學運。翻查學生與李登輝會面後，得出的四點共識中的第二點，訂出：
『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除了提及會議機制的任務，還提及到機制組成的原則。若果雙學和三子並沒有簡介多方平台的組成，實在很難讓市民有信心去投票。畢竟，政府在慣用操作諮詢機制，實在無確保支持真普選的民意不會被扭曲。
為何只投機制形式 不投運動原則內容？
第三，這場投票的受眾，是佔領金鐘參與者，而不是全香港的市民。如果面對多種不同聲音，我們當然可以利用投票來取得共識，確立一個處理問題的機制；但面對運動參與者，一班抱持着相近信念和要求的市民，就可以不單是處理『甚麼機制』的問題，而係應進一步（代表這群市民）『帶甚麼立場進入這個機制』的問題。
如果參與運動的市民，為主辦投票的佔中三子和學聯學民背書，確立他們甚麼形式介入往後的政改，卻沒有要他們承擔參與者的立場和原則去進入平台，得出決議；除非三子和學聯學民有信心掌握參與者的共識原則，否則又和一邊制訂比賽規則，另一方面卻赤手空拳上陣有甚麼差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