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異鄉人，在本週三的傍晚，我和一位本地的友人，一起去了金鐘年輕人抗爭的現場。我沒有準備口罩，去到現場，一位陌不相識的年輕學生，在地鐵出口，熱心的遞給我一個口罩。我戴上口罩走上街頭，聞到濃烈的催淚彈氣味，感覺非常難受，連忙奔向臨近的商場，需要跨過路中央高高的圍欄，當我跨上圍欄，快要失去平衡跌落的時候，兩個中學模樣的學生，快速的用他們瘦弱的雙手扶著我，幫我跳下圍欄。
再快速的走了十多步，就進入了商場，裡面人山人海，都是退守和休息的抗爭者，他們面容青春可愛，神態也自然平和。我親眼所見的年輕抗爭者，絕非政府事後定性的參與暴動的暴徒。現場年輕人清澈的眼神和平和的面容告訴我，他們在自由的氣氛中受良好的教育，懂得思考，能分辨是非，有勇氣和良知，出來游行和抗爭，是不滿當權者的自以為是的傲慢和接連不斷的謊言，逃犯條例只是眾多謊言之一。
我在中國大陸生活了二十年，所有的所見和所聞告訴我，在共產黨一黨專政，全面掌控媒體，警察和法院的體系下，絕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公平審判。在共產黨的眼中，法律絕對不是約束當權者的一種獨立的力量，而是一種用來清除異己，管制平民的有力工具。逃犯條例之下，任何將人從香港移交大陸審判的可能性，都會形成新的恐懼，這種無形的恐懼，會迫使在香港生活的人，慢慢的改造自己的言行，對黨的統治唯命是從，不敢公開的批評，當然不會再有反抗。這種利用無形的恐懼來進行統治的方法，共產黨在大陸已經運用得非常熟練，如今再加上科技的監控，更是厲害。我分享一個親身的經歷，我有一位中學同窗，也是多年好友。他畢業於中國最好的大學，讀完法律的博士，目前再北京一家中國最大的石油國企，任職法律顧問。
前幾年，我去北京遊玩，在他家住了一個禮拜。每晚七點到七點半，是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連播時間，主要是黨的領導人的活動和講話。他總是安靜的坐在電視機前，拿出筆記本，認真的做些筆記。有次我笑著問他，幹嗎要這麼認真？他很輕鬆自然的回答：需要持續學習黨的最新指示和動態，才能把握政策的風向和異動。如此一來，當工作的時候，言行和判斷才不會出錯，才能迎合領導的心意。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工作，他當然需要自動自覺的和黨看齊，時刻調整和約束自己的思考和言行。
後來我和他，參加他一場週末的晚餐聚會，聚會者都是他的朋友，都出身名校，在北京的國企或者黨政機關任職。聚會的氣氛很輕鬆，大家都喝酒聊天。原來他們都有頗多的牢騷，大意如此：上層領導的心意變幻莫測，令人難以捉摸，所以害怕做錯事，說錯話，心理壓力大；與工作單位上關係和後台硬的同級相比，自己沒有高層領導的人脈，所以升職加薪恐怕遙遙無期，真是很不公平。當談到一些中國的社會現象，比如有些平民的土地被政府霸占，來北京上訪。他們的口徑幾乎一致，作為黨的政府，不必謙卑的聆聽民眾的訴求，而要以強硬的姿態和手法，來回應和壓抑民眾提出的要求，這樣才能保證政府的權威。
如果政府沒有了權威，民眾就會要求越來越多，這樣怎麼能管得住呢？我的這位朋友，在中學得時候，也是一位好學上進的學生，我們都一樣，對正義和公理的社會，都有過許多美好的理想。他當初剛入大學念法律，也和我分享過他的理想：中國的法律體系，需要一步一步的改進和完善，變得更為獨立和公正，以成為約束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力量。數年之間，當他進入權力的體制當中，成為一名權力的小兵，也嚐到了一些甜頭。他已經自覺的改造了自己的思想，跳到了自己理想的對立面，站在無權無勢者的對立面。
我和他當然還是很要好的朋友，不過從此之後，我很少和他討論任何工作相關的話題。最近在讀一行禪師的書，禪師對人生無常的解讀，讓我頗受啟發。原來任何人，有權者和無權者，都會經歷生老病死，苦和樂都是無常的，所以苦可以產生和持續，也可以消亡和轉化。如何轉苦為樂呢？這需要修煉自身的慈悲和智慧，有慈悲之心，才能真實的感受到自己和他人之苦，誠懇的去面對各種苦難；有智慧之心，才能深刻的洞察苦難之源，堅毅的走出苦難，走向喜樂。
當缺乏慈悲和智慧，心就會變得無明，就會拼命的追逐和占有，比如佔有權力。然而權力也是無常的，可以佔有，也可能失去。尤其當權力不是來源於民眾的選舉，而是醜惡的權力鬥爭。這樣而來的權力，無論位置多高，都有隨時被人奪去的風險。所以當權者，會活在無明的恐懼當中，對失去權力的恐懼。當她／他的權力受到抗爭的時候，無論表面如何，她／他的內心的恐懼會加深。有權者想以恐懼來統治無權者，自己就陷入害怕失去權力的恐懼當中。而年輕的抗爭者們，能夠戰胜對有權者的恐懼，勇敢的站出來游行和示威，這些年輕無畏的抗爭者，他們必定也是給垂老之人的送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