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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做難民的24小時

我在香港做難民的24小時

文:香港仁人家園傳訊及市場主任簡懿娟

「你攬我一下,我就比$100你。」毋須一秒,我就立即撲上去。我現在是Vicky Haddad ,是一個有兩名女兒的約旦母親,昨日才與鄰居一同「被姦」,傷痛過後,此刻擁抱有價,我反倒感恩晚餐應可食得豐富一點,縱然我難保證家人是否還齊整健在。但做難民,生命永不由己。

這是我以約旦Vicky Haddad這虛擬的身份在國際十字路會的Global Survivor 24小時難民體驗營中存活的寫照,每刻每秒就只想着生存,別無他想。我們換過中東國家的服飾後,立即就在槍火聲中跑進難民營,讓扮演軍官的職員辱駡,「我們好心收留你,你敢作反我就殺了你」我們一家五口都只能低著頭,任由難民營的職員拿走我們身上值錢的東西,然後每人分配了一個鐵兜和一個簡單的帳棚讓我們勉強睡覺。那裡有醫院﹑學校﹑飯堂,但每一個職員也是呼喝我們,「你這些人渣寄生蟲」,其間或響起警報,要求我們跪在地上讓他們檢查,沒有人當我們是人來尊重。畢竟是寄人籬下,我還可以怎樣呢?我只望填飽肚子活下去,談何尊嚴和未來呢。

「你把頭髮露出來是在引誘我麼?!」我連忙弄好頭巾,但太遲了,軍官不懷好意地望著我笑,一手拉著我走,而我的叔叔也拉著我不讓,我們都跪在地上求着,「那我殺了他!」叔叔鬆一鬆手,我就被帶進一間房,就在閃光和尖叫聲下被「強姦」。回來時我的「家人」沒說什麼,但我知道,要是在真實環境,特別是中東國家,女子被強暴後多遭丈夫離棄,但身處無獨立居所的難民營中,無鎖無門,這叫全球超過3000萬名流離失所的女子如何安枕。

其後我們被告知內戰結束,可以回鄉,但經過10年的顛沛流離,我兩名女兒都沒正式受過教育,回鄉見家園已盡毀,只能簡單的用帆布和紙皮搭建棲身之所,還要忍受地主的500元高昂租金。目不識丁的我和丈夫只能靠手製紙袋維生,到市集放售時有時遭壓價,甚或心血被撕毀,我們每月就只能賺得100元收入,這樣根本不能在限時內交到月租,更遑論要買食物食水糊口。一家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安穩居所,省下的租金不但可以買吃喝﹑治病,更可以讓子女讀書,以知識改變命運,打破貧窮宿命,但這奢求在地主面前更是蒼白無力,「不如你把女兒賣給我當交租吧,我讓她上學」,地主的提議讓我們陷入人生交叉點,究竟是讓女兒跟着我們捱窮,還是賣走讓她過更好的生活呢?我心底掙扎著,但一想到地主也可以將女兒賣給軍隊當兵,我不禁震抖。在全球30萬童兵當中,近四成為女童,然而這未必因為她們有戰鬥力,更多的是淪為性奴。我拒絕為了交租而賣女, 我不忍心將女兒交出去。 結果因為交不起租,我們被趕到天橋底居住,吃喝由新地主供給,但要上繳所有收入,過着無期的奴隸生活。為了有瓦遮頭,我們一家就永難翻身。

我這24小時只是經歷了6000萬名難民的一天,身在體驗營中的我,活動多難捱也總有終結的一刻,然而切身感受過後,就會明白那只談生存﹑不談生活的困境,更會深切感受到在戰亂中那種求生的無力感。在4月中,有一輛敘利亞貨車偽裝派食物給難民,然後引爆炸彈,造成過百人身亡,其中68名兒童被炸死,他們只求三餐溫飽﹑一室棲身之地,希望可改寫宿命,但這些願望有如繁星般遙不可及,生活只能見步行步的走下去。淺薄的體驗過後,我更感受到難民的身不由己,然而我們的援手是否可以自動自覺伸近,讓他們的明天填上色彩呢? 相信每一個人心中都應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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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離開難民營後,只能簡單地以帆布﹑柴枝﹑石頭搭建棲身之所,席地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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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想親人被殺,難民們在房中靜候被「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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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難民營有醫院和學校,讓難民暫且療養生息,但多遭職員喝罵,不被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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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營的職員要求絕對服從,我們要用敬畏的心接受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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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右一)我因為衣衫不整,最後被職員「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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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槍火聲中,我們不斷奔跑,終於來到難民營獲得暫時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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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賺取收入交租和維生,我們不斷摺紙袋賺錢,期間不斷被旁人指嚇和撕毀,又遭市集的人壓價,收入根本不足以應付高昂的租金,生活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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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難民只能在荒地生火取暖,吃着簡單的膳食,希望能平安地避過遇襲,安然捱過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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