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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初選」不如搞「棄選」

搞「初選」不如搞「棄選」

非建制派最近正就立法會補選安排商討,希望能就「初選」達致共識,以便非建制派集中力量,對抗建制派候選人,取回被政府DQ的議席。

參考過去民主派醞釀「初選」時的經驗,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棄保」的實際功效,我們認為非建制派各政團應考慮透過共識出「棄保」策略,面對來年三月的立法會補選。

「初選」的限制

民主派討論「初選」多年,只在2007年立法會補選和2012年特首選舉成功進行。初選以「民調」加「實體票站」進行是較常被討論的選項,惜此兩種方法都有無法克服的限制,不是認為「民調對知名人士有利」就是認為「實體票站益了有地區樁腳政黨」,無法令各方均對結果服氣,各政團就初選方案總難達到共識。

選舉未正式開始,民調對知名人士比較有利,新人十分吃虧是事實。而同樣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每次選舉均有新人在選舉期間因其優秀的論壇表現、選舉宣傳等而脫穎而出。以下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選舉五天滾動民調在8月3日(第一次公佈)的部份數字:

候選人 (8月3日支持度)
羅冠聰 1%
王維基 9%
劉小麗 1%
黃毓民 10%
朱凱廸 2%
李卓人 9%
梁頌恆 1%
鄭家富 4%

選舉前是藉藉無聞的參選人,最終朱凱廸、劉小麗、羅冠聰各自成為所屬選區非建制派名單中最高票的當選者。他們透過選舉期間的表現讓市民認識他們、明白他們、支持他們,這是現時任何「初選」機制都無法回應的情況。

至於實體票站,開支是一個重要考慮。票站多,政團無法負擔;票站少,則無法讓較多市民參與;不花錢找有公信力民調機構進行,則認受性會大減。若因金錢壓力而無法多開票站,票站位置可能主宰該次投票的結果。例如在九龍西,票站設於尖沙咀還是深水埗,馮檢基的得票或許都已有分別。

「棄選」的優點

我們提倡的「棄選機制」,是各政團均要事先共識,在選舉後段某個日子(例如投票日前一星期),按當時的民調結果決定誰應繼續競選工程、誰應暫停,讓民調最高的非建制候選人盡量吸納民主派票源,與建制派決一高下。

這種處理方式,讓各政團的參選人均有機會在選舉期間一展身手,向市民闡述政治理念,與其他候選人比併政綱,也可以在不同範疇展現其個人風格與魅力。不論是新人、舊人都在相同的平台上競爭,參選者再沒有藉口說誰較「著數」,機制對誰較有利,對各人也比較公道。同一時間,選民也因此有機會真正認識不同候選人,在資訊最充足的情況下作出決定,比選前的「民調」真實得多。

解答對「棄選機制」的憂慮

其中一個對「棄選機制」的憂慮,是參選人口頭棄選,實際上選票仍可投票給他,他們的忠實支持者繼續投票給他們便會浪費選票(去年的超級區議會議席,投票給已宣佈棄選的約佔總數的3%)。

誠說,其實「初選」也會出現這情況。某人的忠實支持者,若他支持的人無法勝出初選便不出來投票,或到場投白票,是我們看不到的選票損失而已。而且,去年選舉的「棄選」是突然而來,支持者一時間無法接受也可理解;這次經醞釀和共同宣佈,選民的心理準備較好,影響相信較小。更重要的是,經歷真正選舉過程,大家公平競爭了一段時間,實有助各參選人的支持者都較「服氣」,較容易團結他們,集中支持民意最高者。

另一個對「棄選機制」的憂慮,是怕像上次立法會選舉般訊息混亂,擔心難以發放棄選資訊。

若在這次補選的最初階段已達成共識,將是和上次選舉最大的分野。及早向選民說明這樣的安排,讓非建制派有更多時間消化這訊息,並且各政團守諾在最後階段共同發佈相近的資訊,相信非建制派支持者有充足時間適應。

最後,總有人擔心萬一某些人士違背承諾,拒絕棄選又如何?一來初選機制都有相近的問題,違背承諾的人總是會違背承諾,阻止不了。二來我是相信非建制派選民清楚知道選舉的重要性,也對參選人的個人誠信非常重視,反口覆舌、不顧大義的人,相信不會有好下場。

總結

立法會補選是非常重要的戰役,民主黨支持應有一套有效及公平的協調機制或共識安排,讓非建制可取得有關議席。我們倡議的棄選機制,實際上也可視作借助真實選舉,由選民作出選擇的另類初選方式。

面對非建制派各政團和各自支持者的分歧,沒有一套較公平的方法處理,只會令各方的不滿與日俱增,影響補選投票率和勝算。棄選機制讓各門各派的有志者,均有公平公開的渠道彼此競爭,而非以選舉前的民調或數量十分有限的實體票站來判定勝負,爭議較小之餘,亦較能準確反映市民在選舉期間的意向。

我們希望各政團或有志參選者都一起想想,考慮以「棄選機制」作為應付這次補選的策略,一起把被政府DQ的議席贏回來。

羅健熙
民主黨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