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人大堅決落閘，態度之強硬的確出乎意料。我們無從確知，何以中共忽然放棄「拉一派打一派」的方針，賜予泛民團結的大好政治形勢。但結果很清楚，就是所謂「溫和民主派」欲妥協而不得其門，最終逼上梁山。不過，要說這種路線已經走到盡頭，甚至如方志恒所指乃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恐怕還是言之過早。「民主回歸論」破產，不等於孕育這種論述的特定文化形態會隨之瓦解。如何擺脫歷史惰性，捉緊改變香港政治的契機，是我輩謀求安身立命的逼切問題。本文主要是個人思考的整理，同時希望拋磚引玉，刺激更多政治路線的討論。
佔中之後兩種走向
觀乎目前形勢，我們可確定佔領中環必會發生。至於行動規模和持續時間，則要視乎參與人數及組織者的鬥爭意志。警方大規模拘捕後，大致上可能出現兩種局面：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僅屬曇花一現。和平佔中兌現行動承諾，「找數」後便功成身退。泛民政黨成員自覺「交了功課」，大條道理回歸議會工作。學生組織則因勢孤力弱，難再掀起更多抗命行動。待明年正式否決政改方案後，社會便基本上回復2005年拉倒政改後的狀態；二、泛民全面激進化，公民抗命接踵而來，不合作運動也如雨後春筍。和平佔中、泛民政黨、學生組織，成為新民主運動的鐵三角，持續跟進政改議題。即使否決政改方案後，運動影響依然沒有消散。公民抗命成為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的常見抗爭方式，並且蔓延至其他社會議題。
無庸多說，第一種走向自然是舊時代的延續，由於政權變得更加強硬，零星的抗爭愈見失效，犬儒和無力感將加速擴散。若是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將尋找代罪羔羊，例如轉向族群鬥爭。第二種走向則可說是與舊時代決裂，香港將走向全面政治化的新形勢，抗爭會愈來愈激烈，政治領袖面對的打壓也將愈來愈殘酷。
可惜，筆者相信第一種走向出現的機會，遠遠比第二種為高。和平佔中和泛民政黨成員，絕大多數不曾參與公民抗命或類似的堵路行動，三十年來一直視犯法如畏途。即使部份中年民主派已有決心放下身段，長期培養的政治性格，恐怕也難以在短時間改變。這裡沒有意思要怪責誰誰不夠勇武。事實上，香港的抗爭傳統的確很弱，無懼入獄的人寥寥可數。這需要整體文化的轉變。在我觀察所得，撇除個別戰鬥性較強的行動者，目前活躍於社會運動的朋友，參與行動的想像均屬「鋪鋪清」，大多未做好長期鬥爭的心理準備。如果連經驗豐富的行動者都未準備好，期望尚未政治化的群眾可以持續抗爭，只怕是一廂情願了。
佔中運動定位失誤
除了組織者未準備好長期鬥爭，佔中運動未能成功吸引向來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也是第二種走向難以出現的重要原因。日前戴耀廷感嘆佔中參與者比預期中少，原因是香港人「很現實」。其實，世上有多少人會不講利益，單單出於良知或道德感召而參與抗爭？佔中運動未能深入民心，有社會歷史因素，也有客觀環境制約，但要是認真分析運動得失，倒不如先檢討佔中運動的策略定位。
眾所周知，和平佔中模塑的運動主體，基本上是中產專業的中年民主派。中上階層有充足財富，現行制度固然限制了部份自由，但基本上無損物質生活。他們教育程度較高，生活上也有更多餘裕，當中正義感較強的，會較易動員起來參與政治。可是，當面對需要放棄既有優裕生活的代價，他們便很可能會受不了黯然退出。這不是因為他們個人品德較差，只是一種理性選擇。套句不合時宜的話，這就叫做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普羅市民是現行政經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沒甚麼退路，相對來說也沒有甚麼優裕生活可以放棄，本來是最有潛力投入抗爭的群眾。可是，主流輿論卻極少將政制與公義的資源分配扣連。恰恰相反，每當有輿論擔憂普選可能導致「福利主義」，便會有很多人急急走出來「釋疑」。戴耀廷為了遊說商界支持佔中，甚至明言「普選才是本地資本家的出路」！哎，假如普選只是為了本地財團的利益千秋萬代，不被中資財團蠶蝕，為甚麼普羅市民要付出沉重代價去爭取？
這裡不是要提出天真的論調，說甚麽只要背靠人民，就能戰無不勝。普羅市民不比中產階層容易鼓動，前者去政治化的問題可能更嚴重，也更難得到媒體的注意。問題是，當社會要求激烈行動，我們的物質生活有多豐足，便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大家能走多遠。例外不是沒有，但不過鳳毛麟角。可以這麼說，和平佔中的運動定位，是運動能迅即成為社會焦點的原因，也是運動無法擴展的侷限所在。
拋棄舊定位，全面政治化
平心而論，運動主體偏向中產專業，論述上強調與商界利益相符，這不是戴耀廷的發明，只是延續過去三十年泛民主派的運動想像罷了。若是不改變這種策略定位，不只無法吸引普羅市民參與，行動部署也只會繼續拖泥帶水處處受制──例如日前戴耀廷便指，佔中運動無意癱瘓中環，將盡量避免影響經濟。換句話說，「民主回歸論」的崩解，絕不代表抗命民主運動年代已經來臨。如果我們不徹底扭轉舊時代的泛民策略定位，眼下看似壽終正寢的溫和路線，遲早會因為公民抗命運動冷卻而無限復活。
要真正告別舊時代的民運，便要拋棄舊時代的運動手法和價值觀，推動整體文化的轉變。過去泛民往往假定政府會「聆聽民意」，只要「理性對話」便可「達成共識」，所以經常與官員會面，部份學者甚至苦口婆心地為政權獻計。今天這些假定都不適用了，我們必須放棄這些無效的「溝通工作」，將所有資源投放在普羅市民的政治教育。泛民必須考慮籌組鬥爭委員會，建立共同的鬥爭綱領，向公眾清楚說明我們要打倒的敵人，以及打倒敵人後可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將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合而為一，長遠建立抗衡現行政權的權力核心。只有當普羅市民均視政治為頭等大事，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或不合作運動，才可能有足夠的群眾基礎。
我們可以預期，當香港走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將會出現如下變化：中間位置會愈來愈少，政治表態的壓力愈來愈大，政治冷感或政治中立，不再是感覺良好的選擇；街頭抗爭將成為運動的主要舞台，並且推動議會政治的發展；公眾對政治領袖參與公民抗命的期望將愈來愈高，逐漸促成民主派的大換血；最後，政權必然會激烈反彈，利用建制派擁有的資源實行全方位打壓，公務員系統也會逐個部門失守，成為鬥垮民主派成員的工具。
結語
日前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表示「Up to this point, we failed」，很多人感到訝異，擔心和平佔中是否想退縮。其實，如果認真了解戴耀廷的思路，就會知道用「靠嚇」來促成談判，本來就是他的計劃原意。在這個意義下，戴耀廷的計劃的確是可以宣告失敗了。還好，戴耀廷計劃的失敗，不等於佔領中環運動的失敗。一場運動的走向和影響，往往會因應社會形勢的發展，超出發起人的原有想像和計劃。
我們正踏在歷史的分岔口，多年以後回望，佔領中環運動可能只是一場鬧劇，但也可能成為香港政治歷史的轉捩點。全面政治化將逼使所有人離開comfort zone，唯其如此，香港社會才可能建立有力的抗爭運動，慢慢累積改變社會的堅實力量。要劇烈地改變社會，必先劇烈地改變自己。我們是時候停止批評別人不夠勇武，在可見的將來，只要你願意發起公民抗命，便能淘汰舊時代的政治領袖。你準備為改變社會去到幾盡？舊時代是否真的終結，答案就在我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