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當日因為警方對金鐘區的人流封鎖管制，迫使我毅然走上金鐘海富橋邊緣用行為藝術進行藝術抗爭，實施了名為「高舉抗爭的拳頭2047次」這個作品(下稱:作品)，我因此而被檢控，主控官以「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的罪名把我送上法庭。在面對法律程序，接連上庭的期間裡，令本人對香港的執法者和司法制度有所體會。
首先，我想說明一個事實，928當日上午警方的人群管理才是引發阻礙的最大元兇。香港人享有遊行、集會的自由和權利，928早上大量市民自發到金鐘進行集會，當時天馬公園有足夠空間容納集會人士，但警方對政總一帶進行封鎖，只限市民離開，不准進入，令市民發表意見的權利被剝奪，更導致金鐘地鐵站出口一帶大量市民聚集，我也因此義憤填膺做出藝術抗爭，最後市民亦唯有迫出行車道。
其次，我十分質疑警察的「意識形態」，三位作供的警員不約而同地供稱我在走上橋邊時高呼訴求和口號，卻講不出內容；實情是我在唸詩而非叫口號。這現象反映了警察的「意識」中植入了所謂「滋事份子的範式」，這內化現象對如何評定違法、權力的行使、價值判別等都會產生偏頗情況。所以辯方以警方的處理措施過度/敏來抗辯，這是有這文化因素需要考慮。
而在審訊期間，法庭用了不少時間和案例去釐清「endanger」這個詞在該法例上的含意，是否釋用於本案，由此可見在本港司法制度的操作中，一條法例的演繹並不是由掌權者任意而為，而是有統一性、合理性、具案例支持、合程序公義、有系統依循，可以評定為先進、嚴謹、細緻和獨立的司法體系，本人即使罪成也會欣賞和讚揚香港這樣出色的司法制度。
反之，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最高依據的中國法律，根本不能稱之為法治，人大成員大多沒有法律背景、沒有人民的選票授權，由他們這批既得利益者會議產生的決定，竟成為了解釋法律的權威，當權者的權力可以無限放大，這有遺憲法亦是「制衡統治者權力」的真正法治體現。這樣的「集權法制」法律條文即使寫得如何清晰，但在操作上也甚為不足，法官判案時會受黨的支配、官員的左右、人脈關係的影響、被告權勢的掣肘等阻礙判決結果，我只能以落後、粗疏、輕率來評價。人大831的決定，明顯展露出中國法制當中的無理，「可參照」被解釋為「要參照」，當權者只會按他們有利的方向纂改法律，哪兒是真正的「法治」！
可惜，先進的香港司法制度要屈從於落後的中國法制之下，令人感到可悲！敢問「可」是等於「要」的話；若「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的條文按照人大邏輯被纂改成「…對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或(要)能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主控官如何用這條法例控告一個只是站在橋上，除了阻礙了空氣流動，沒有直接造成公眾阻礙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