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言：
2009年是大歷史年，是東歐鐵幕倒塌二十周年，並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可黑格爾和馬克思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當天撰文提到，有形的圍牆倒下，無形的圍牆一個一個昇起。從1989年11月，到二十一世紀的911和2008金融海嘯之後，人類所要求的是否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我們又會否返回共產主義的光景？Slavoj Žižek提到，今日在東歐遊行的人們所要求的是其實是一種團結、一種沒有加工的正義；他們期待從虛偽的意識形態灌輸獲得解放。他們嚮往的東西，最好地描述為「賦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在這二元對立的全球政治下，這種情操會否帶來歷史的第二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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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司空見慣的，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的今日，我們聽到關於那次事件被描述為奇蹟、夢想成真、甚至事件發生之前數月也無人能想像和估計得到。自由民主選舉誕生的波蘭共和國前總統華里沙(Lech Wałęsa)：「誰曾想到這可能嗎？」可一個更大的奇蹟於數年後發生了：在自由民主選舉下，前共產黨人再度執政，華里沙被邊緣化，甚至名聲還不及他的前任：雅魯澤爾斯基(Jaruzelski)自己。
這種逆轉通常被解釋為一種帶有「不成熟期望的人」，這種人對資本主義缺乏一種真實的想像：他們希望在整個蛋糕能分到一杯羹，他們想要一個資本主義式民主自由，並物質上的富裕，而無需不斷適應生活在一個「風險社會」──即在共產主義政權時代保證一個或多或少不會失去的安全感和穩定性。當霧崇高的「天鵝絨革命」，已在新的民主資本主義現實中消散了，人們對此的反應在於一體三面：帶著共產主義「好時光」的懷舊鄉愁、擁抱右翼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並帶著遲來的反共產主義偏執。前兩種反應不難理解，他們往往重疊發生（像今天的俄羅斯）。同樣的右翼人仕在幾十年以前高喊「寧死也不被染紅」，現在他們卻含糊其詞，喃喃自語：「寧被染紅也不吃漢堡包」。對共產主義的鄉愁不應該太認真：遠比起表達想要返回社會主義現實的願望，就像溫和地擺脫過去的一種悼念形式。當所有國家今天都捲入全球化的漩渦，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東歐的特殊狀況另一邊，已經成為一種共同的特徵。
更有趣的是，最近復活的反共產主義，從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到處蔓延。2006年10月，抗議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令匈牙利陷入癱瘓數週。示威者指責該國的經濟危機在於其國家領袖、共產主義的繼承人。雖然透過民主選舉上台執政，示威者仍否認了政府的合法性，當警察被用來恢復有限度的社會秩序，人們便以此來比較，蘇聯軍隊粉碎1956年之起義事件。簡單來說，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不得不重演一次，因為在這種民主假象之下，什麼也沒有真正的改變，同樣的黑暗勢力在幕後進行權力操縱。 2006年12月，波蘭加強了《除垢法》(Lustration Law)，這使得勾結者與共產黨秘密警察和其他跟舊政權有聯繫的人擔任公職，是非法的。
另一方面，相同的過程，是重新界定，在波羅的海國家和斯洛伐克境內的納粹勾結者為反共產主義戰鬥人員。他們的勾結，甚至對反閃族(anit-semitic)的參與，就算是頑固的，也被正當的認為，是一個愛國對共產主義的鬥爭所必須的(necessary part of the patriotic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作為一種次要的邪惡(lesser evil)。在烏克蘭的天鵝絨革命，帶來了尤先科上台，同樣的歌曲，也是跟德國佔領者勾結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慣常唱的。難怪，在一些後共產主義國家的唆使之下，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等同起來。也難怪，在斯洛文尼亞，民粹主義右翼責備左翼──作為與舊的共產政權的一個力量的連貫性(force of continuity)。新的問題和挑戰被認為是在舊的鬥爭，同時，同性戀權利的爭取，被暗暗解釋為跟共產主義陰謀分裂國家的一部分。
如何以及為什麼這些鬼魂在這些國家出現，而同時，許多年輕人甚至對共產主義毫無印象？「反共」背後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假如資本主義是這麼遠優勝於社會主義，為什麼我們的命運仍充滿不幸？」並提供一個同樣簡單直接的答案：「這是因為資本主義還沒有真正發生，我們尚未有真正的民主。前共產黨人仍然掌權，他們偽裝成業主和管理人員。我們需要另一場清洗，因此革命必須重複。」人們不能避免注意到，這種貌似的方式使用於舊的共產黨政權，他們慣於將失敗歸咎於過去的政權持續的影響。
這種新一代的反共人仕有一個社會形象，跟資本主義傳統左派的形象更是驚人地相似：「一個社會中，形式上的民主，是一個面具隱藏了一個富有的少數人的統治。」換句話說，反共人仕看不出它們所聲討的資本主義，是墮落的偽資本主義(perverted pseudo-capitalism)。的確，人們可以說，當共產主義政權崩潰，一個幻想破滅的前共產黨員，比起持不同政見的民粹主義者，更適合於運行一個新資本主義經濟。雖然那些反共的英雄繼續放縱自己，夢想一個正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的來臨。前共產黨人卻能夠毫無困難地適應自己在新的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之中。似是而非卻是，在新的後共產主義條件之下，反共產主義的主張，站在「真民主」的烏托邦夢想當中，相反，前共產黨人卻主張在市場效率新世界的殘酷之中，使出所有腐敗和骯髒的把戲。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烏托邦人仕的唯一答案嗎？東歐鐵幕倒塌後，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來臨了嗎？它留下了所有的烏托邦？如果那個時代依賴於烏托邦本身？1989年11月，標誌著幸福的20世紀 90年代的開始，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烏托邦歷史終結」：他宣布，自由民主，已經得到有效勝利，出現了全球性的，自由開放的世界社會的潛藏指日可待，這個快樂結局剩下的障礙僅僅偶發性的。（孤立零星的低抗，這些地方領導還沒有領受：他們將結束的一天已經來臨）(pockets of resistance where the local leaders hadn’t yet grasped that their day was done)。與此相反，911結束了這象徵性標誌的「快樂的九十年代」：它標誌著我們當今時代的開始，在這種新的城牆如雨後春筍般無處不在：在以色列與約旦河西岸、在整個歐盟、在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同樣，在一個國家之內。
看來，福山的20世紀 90年代的烏托邦已經死了兩次：崩潰的自由民主政治烏托邦在911後並沒有損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烏托邦，但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肯定有。在20世紀 90年代，有人認為，人類終於找到了一種公式，作為理想的社會經濟秩序。這些經驗在過去數十年來已清楚表明，市場並不是一個良性的機制，讓它獨自運作。它需要暴力，創造必要的條件，讓它得以運作下去。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金融風暴作出反應的方式，確認他們的想法實行出來，不過是典型的烏托邦式的極權主義：他們指責妥協的失敗──太多的國家干預──並要求實施更加激進的市場教義學說。
今天，我們觀察中國資本主義的爆炸，並詢問中國何時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但如果這不可能發生呢？如果其專制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重複資本主義積累的過程，在歐洲從 16至18世紀，而一個跡象是甚麼樣的歷史來臨？如果是專制亞洲(Asian Knout)跟歐洲股市（托洛茨基所描述的沙俄表徵）惡性的結合證明經濟效率優勝於自由資本主義？如果它表明，我們所理解的民主，不再是條件和經濟發展的引擎，卻是一個障礙？
假如是這樣的話，也許後共產主義人仕的失望不應被駁回，因為這標誌著一「不成熟的期望」。當人們在東歐遊行抗議共產黨政權，其中大部分人並非要求資本主義。他們希望的是團結和沒有加工的正義；他們想要的是自由地過自己的生活，不受國家控制、彼此因為快樂而走在一起、交談；他們希望從虛偽的意識形態灌輸獲得解放。實際上，他們嚮往的東西，可以最好地描述為「賦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也許這種情操應該獲得第二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