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日報與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合辦]
<跨出西九 文化發展往何處去？> 研討會(系列之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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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西九是文化界、商界的合作關係，是否商界或政府出錢，供文化界在一角搞藝術事業就能成事﹖跨出西九，原來還可以跨出界別，文化界也可以用商業運作模式，不止在西九，以至不同空間，真正打造文化工業。
文化也是商業 應學習商業營運
嶺南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許寶強
有關商業與文化兩者的關係，幾位講者都說得很好，在開始的時候都沒有將兩者對立，甚至放在一起討論。包括馮先生(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提到藝術界和政府以及商界建立伙伴關係，民間太過依賴政府是有問題。我想這是對民間過往運作模式的回應。劉細良亦講到，如果不依賴政府，可以怎樣做呢﹖他提到商業的運作模式，但我覺得仍有東西可以查找不足，不論對政府也好，對民間也好。我嘗試以此作扶貧來看。扶貧是商業又是文化的關懷，扶貧不只是金錢上的貧，第二是思想上的貧乏，如果我們的討論不能有效地從計劃到執行以至推廣體現出來。扶貧的mindset一定要變，這就不只是扶貧打破單一招標，更要打破單一思維。
馮先生(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講到政府與商業伙伴的關係，這與劉先生講的不同。劉先生說的是商業營運。商界都可以不是商業營運，可以是政府營運，只要大規模都可以是官僚。政府亦都可以是商業營運。商界不等於商業營運，這是兩個不同的觀念，與商業結合可以是與好的商業營運方式結合。第二是商界是甚麼東西，茶餐廳是不是商業呢﹖如果說奶茶是香港之寶，弄好奶茶是重要的文化與商業結合。我們要自我反省，為甚麼找地產商不是茶餐廳老闆來討論，下一次論壇應要考慮。另一個問題，商業是甚麼東西，不是甚麼東西﹖現在我們說的官商勾結，如果是好的商業營運，當然要官商勾結，要多多勾結。勾結壞的做法，某些大的壟斷式的營運，當然不要勾結。文商都要勾結，民間和文化都要勾結，好的商業營運勾結，包括學習做bench mark、學做有規劃的marketing，討論應該是這個方面，不是簡單講官商勾結有問題。接著說文化，文化是甚麼﹖商業在好大程度上有文化，包括廣告、營運。文化亦是商業，可以同時是娛樂和生產消費。生產在現代社會中一定牽涉商業，所以文化也是商業。不過，文化不完全等同商業，商業不完全等同文化，他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勾結一定會有，一定有勾結。但問題不是完全等同，因此兩者不會取消對方，而要尊重對方的存在，這是討論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前題。第三點是，文化是否完全等同高等的文化，還是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如果都是，我們怎樣想像西九文化區﹖餐廳都是文化時，這就不止4個博物館要規劃，開甚麼餐廳，是否要賣奶茶，怎樣保證奶茶的質量不會失禮，這些是否規劃，怎樣做到呢﹖文化界有時好humble，叫商業不要搞我們，你們去搞地產罷，文化讓我們搞，但事實不然，如果文化是商業，商業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界不單要討論creativity index，競爭力調查研究報告的index，文化界就要發言。香港的競爭力為甚麼只是50個CEO說的就是競爭力，為甚麼文化界不說奶茶的好壞是競爭力。當講競爭力的時候，我們應否討論商業怎樣營運。以前文化界多說文化的部分，西九龍現在真的發展，發展時應討論商業怎樣發展，興建的樓宇怎樣興建，住甚麼人，怎樣售賣，亞洲文娛區有甚麼人可以去。這些都是討論商業和文化時，怎樣避免單一的會所文化，或浮跨文化。如果以人為本，這目標怎樣可以真正執行呢﹖ 劉細良提到的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如何切實對待好的目標，包括政府說要世界級的都市，世界級是甚麼，怎樣做到呢﹖這些都有賴仔細的planning。
最後round-up，我們除了討論文化與商業的關係，我們亦提到民間與商業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想像得闊一點，不單是投資不投資，互相之間的影響是很重要。如果我們習慣等待政府的支援，好可能是割斷我們與商界良好營運方式的合作。在這意義下，「跨」十分重要，要跨媒介，甚至是教育工作者、商人、政治家。我們意覺這種跨，文化界怎樣學習政府好的東西，商業好的東西，政府又學習民間好的東西，這正是舉辦今次研討會的目標。
商業語言論西九 可減少爭拗
電台節目主持人 劉細良
其實西九龍是可賺錢的，我曾向何志平局長解釋他也不相信。兩月前我編了一本有關《文化起義》的書，是由我出版社出版的，結果兩千本全售罄。由於生產成本低，只需輯錄多名文化界學者的文章輯錄而成。當時局長表示，要出版那類書籍多數是向藝發局申請資助才可出版，而大部分人先會向藝展局申請撥款，估計獲資助兩萬至三萬元，但我出版該書成本只需一萬多元，雖然不屬大眾產品，但亦有其市場價值，若能吸引某一類的讀者，是可以令你有固定收入。我選取這個故事討論的原因是，整個西九的討論是用了一種很道德的語言，很政治的語言去討論，究竟這件事情是否發展商的一個動機論，究竟政府為何這樣做，是否董建華標尾會，或曾蔭權得西九得天下，可成第三屆特首，連何鴻燊都要支持他。許多這些政治語言和道德語言去討論，但我常向官員問為何不以商業語言去討論西九呢﹖
究竟甚麼是商業語言，即使是從事文化事業，但我每月亦需要做很多monthly forecast，bench mark，mile stone，雖然我所做的是文化，即使一本《文化起義》的書都有bench mark，如果第一星期賣滿900本，我便會開始準備第二版，如果一斷市，我便會即時將第二版推出市場，所以我覺得如果討論西九以商業語言討論，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爭論。政府有否做詳細研究呢﹖很多時我們討論西九問題時，商業語言未必是最好的討論方式，但會是最少爭論，亦能將整個picture表達得清楚。如香港的表演藝術活動的bench marking是如何去做﹖mile stone是怎樣的﹖怎樣是不夠而去增加場地，然後再討論哪一類活動，或再稍後討論創意產業的長遠發展，你會有index告訴我們，現時香港從事創意產業的人其文化消費形態是怎樣的呢﹖若然我們有了這些index去討論西九，就有一個很清楚的picture，告訴我們的代價就是要用一塊地給發展商，得到的回報包括可匯聚人才，藝術教育工作，每年可栽培多少中小學生。如果以數字講這故事，不是問題。
我都不明白，西九的宣傳為甚麼是創地標。從西九的廣告，可知政府沒有做清楚的審查研究，就算是我們收購一間出版社所做的審慎審查，會計師做的東西都沒有做。譬如，我們收購三聯出版社，一定要看帳目，想想其潛力、優點與缺點。收購後怎樣做bench mark。但我在不同場合，碰到政府的官員沒有人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政府從商業的角度講西九，我相信，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是較容易選擇支持與不支持。現在最差的是我們怎樣去選擇支持與不支持都是「一舊雲」。演藝場地是否足夠，官辦藝術的界線到底在哪裡，甚麼是政府應退出市場，讓民間團體作主導。整個討論框架，根本不成熟。就算我們缺乏演藝場地，是否代表要以西九的模式去處理，這不一定。興建西九最初的理念像是，最初有一個百老匯劇團來港演出，向陳方安生投訴想延期演出都沒有場地，政府因此計劃興建歌劇院，但計劃一直擴展成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如果我們嚴格用香港人熟悉語言討論西九龍，我相信會解決許多日後的爭拗。第二個問題是現在亦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在同一時間，出現創意產業委員會，由董建華head，但這似乎與曾蔭權無關的。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當我們討論文化與商業的關係，是兩個層次的關係。第一個是文化市場的關係，博物館有沒有市場，劇場有沒有足夠觀眾欣賞，營運的劇團可否賺錢，可否吸引自由行歐美遊客來創造市場收益。第二是通過這個文娛藝術區可否匯聚到創意人才在香港工作，或間接令其專業工作得到養分。從而間接令香港的音樂、電影、出版業等受惠。但現時仍欠數據說服大家接受這事情。香港人其實是reasonable，只要政府可以提供這些數據，相信是可以免除許多爭拗。創意產業與文化的互動關係，現在出現一個很古怪的情況，政府的內部本身需要將這兩部分結合在一起，要不然大家在討論有沒有足夠人看muscial，音樂劇是沒有意思。之後，到底有多少作用有利社會整體的創意環境，這更是完全空白。我希望當局在立法會的討論正式開始時，在第一階段沒有做的，希望在第二階段需要補足這些缺陷，令討論有具體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