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反新界東北發展十三人及重奪公民廣場案的雙學三子早前先後遭律政司覆核刑期，被判入獄。社運攝影師戴毅龍和朋友策展舉辦「13+3攝影展」，希望港人毋忘所有抗爭者。

展覽晚上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開幕，展覽聯絡人黃定敏在一個月前策劃今次的攝影展，他表示，其實不認識全部16人，和羅冠聰及周永康較熟稔，但眼見16人在4日內相繼入獄：「唔識形容，當時好嬲但唔知點宣泄。」他認為，在Facebook 當道的年代，即使是有深度的訪問在網絡不消三日便沉了底，決定要「借個場，搞啲嘢」，遂聯絡相熟的社運攝影師。

（獨媒特約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今日（11月8日）表示會透過本地立法，在香港實施《國歌法》。他拒絕正面回應會否進行公眾諮詢，只稱會聆聽公眾意見，按一般法例的立法程序進行。

多次被問到會否就《國歌法》立法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聶德權稱政府會先諮詢立法會，屆時有很多機會聽取公眾意見。他指明年第一季將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強調會小心聆聽及考慮公眾意見。

聶德權指出，國歌是國家的標誌和象徵，所以必須尊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律政司等部門會在普通法及憲法層面上，研究本地立法的相應措施。

聶德權又表示，注意到近日有不少場景的討論，質疑在《國歌法》立法後會誤墮法網。他解釋稱，《國歌法》的原意是維護國歌尊嚴和尊重國家，「呢個就係背後嘅精神」，立法是要規範在奏唱國歌時表達尊重，侮辱國歌就是超越了規範，但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會尊重國家及國歌，「只要尊重國家就不會誤墮法網」。

如果不計算傳統新聞機構的網站，香港的網媒發展史，本身就跟九七後的政治變遷，尤其是社會運動的興起和新聞自由的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香港第一波以新聞及政治社會議題為主要內容的網媒，在2004年左右以網絡電台為主要模式出現。它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建基於隨著2003年七一大遊行而爆發出來的社會力量。可惜，在其後三四年間，這一批網媒紛紛因財政或其他內部問題逐漸消失。2005年創立的以刊登評論文章為主的《獨立媒體》，在十多年後仍然屹立，是一個例外。

香港第二波網媒的出現，發生在2012年左右，《主場新聞》、《熱血時報》等，都在該年創立。相比起早年的網絡電台，這一批以新聞策展和評論為主要內容，輔以少量第一手報道的網媒，到目前為止展現了較高度的可持續性。第二波網媒較為成功，部分原因固然在於網絡的持續普及化，以及社交媒體出現，令網媒內容得到新的傳播渠道。同時，在兩波網媒之間約10年光景裏，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每況俞下，也為網媒發展提供了獨特的空間。隨著批判聲音或被視為激進的觀點越來越少在傳統媒體裏出現，部分網媒成為了這些聲音和觀點得以表達的平台。筆者幾年前進行的一個調查研究就發現，越覺得主流媒體有自我審查的市民，越可能有使用網絡媒體的習慣。

在世界各國，革命不時都會出現，不過港人從不注意。最近的2011年中東革命也一樣——直到傘運爆發，才開始有點改變。傘運是公民抗命，但絕非革命。然而，不少青年覺得非要命名為「雨傘革命」不可——好像名之革命，底氣就忽然厚起來，得到了精神勝利。不到兩年，更出現了「魚蛋革命」。歷史，又是否再次呼喚革命呢？

兩代人的兩個革命故事

但上一代對於革命卻敬謝不敏，因為覺得，已經革了一百年命的中國，革來革去只是革出更加專制的政權。「魚蛋革命」的發動者，也讓人聯想起魯迅筆下的阿Q革命——他盤起辮子自稱革命，卻不准小D革命，然後假洋鬼子又反過來不准阿Q革命....。

兩代人對於「革命」二字，竟有全然相反的印象，這或者代表了傘運後，民運的前後裂變？在這個時刻回頭看看俄國十月革命，或者是有益之舉。

美國記者John Reed當年寫的實地報導《震撼世界的十日》，題目的確預示了後來事變。俄國革命的確震撼了世界，改寫了歷史。它本身也非常複雜，對其評論也是眾說紛紜。這篇短文當然無法處理整個論辯，文章只想回答一個比較簡單問題：當年俄國的下層人民，是否不革命比革命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