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檔案法除了能讓公眾了解政府決策外,還能帶來哪些益處?
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是年僅三十出頭的「八十後」學者,他在東亞軍事史的領域已出版了一定數量的著述。近著如《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等,均是運用了大量香港、英國、日本等地的歷史檔案,研究二戰時期的香港戰役和社會概況。有檔案法,才能令公眾了解歷史。
「歷史真相」只是語言偽術
談到歷史,鄺智文滔滔不絕。他說每次與記者談到香港的歷史,都會重複提及一個問題,就是社會普遍不懂分辨「過去」、「經歷」和「歷史」-即是把所有「過去」稱為「歷史」、所有「經歷」稱為「歷史」、所有「歷史」稱為「過去」,將三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種種概念,聽起來既複雜又抽象,有甚麼例子嗎?他即舉例指,當媒體講述二次大戰時,或會以經歷過二戰的當事人分享,當成「歷史」,「其實這個說法好『㢢』,因為他只是在談論個人的『經歷』,而這個『經歷』只是『過去』好小的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