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今日,曾蔭權頒榮譽博士給董建華,觸發學生示威,衝擊畢業典禮。以當年坊間標準來看,已經是相當粗野的抗爭行為,難免輿論譁然,批評聲四起。保皇黨不用說,打去電台烽煙節目的,就算是反對派,本身不認同董建華,也不希望見到學生「搗亂」畢業禮,損害高尚學府的莊嚴形象,破壞不少學生和家長的寶貴回憶。
今天看慣衝突場面的人,很難想像參與和平非暴力的抗爭,都受到千夫所指。其實香港人在過去相當長的歲月裡,政治上相當保守。除了電視台喜歡報道遊行示威影響交通,以致店鋪生意銳減外,香港市民普遍政治冷感,但求物質生活富庶,這種文化氣候亦大大加重抗爭者的成本,在她/他們考慮行動升級時有更多顧忌,削減進一步施壓的可能。
是故,要比較公平地評價過去抗爭者的表現,不能將現時的尺度硬塞到她/他們身上,應該盡量還原和呈現當時的歷史時空狀況,了解其限制,作同情地理解——就正如我們希望後世也能公允地評論,明白今時今日港人面對的時代局限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