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到9月19日的投票日，選舉委員會1,500個席位中，據統計有603個出現「等額」情况，參選人會在毫無競爭下宣布自動當選，再加上「當然委員」和「指明團體提名」這兩類獲北京配給的席位，沒有競爭又不用投票的席位已經高達1,136個。餘下的364個席位的投票，即使投票率百分百都只有4,889張選票。在這些「有競爭」的13個組別中，大部分只是比獲分配的席位多出了一兩個「自己人」，當選的機率高達八九成，對幕後協調下預設的結果不可能構成任何有意義的影響。
新制度之下選委會「選舉」包裝着一場由北京全盤操控的席位分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得坦白，他認為這反映了中央在協調過程中發揮了重要角色，令不同界別之間內部不會因選舉而產生鬥爭，即使有任何摩擦或鬥爭都盡量在私底下進行，少數界別出現差額選舉，參選人都是中央接受的。
沒有觀賞價值的權力遊戲
在有關選舉委員會的報道中，李嘉誠首度不會參與選委會，算是近日比較多被引述談論的一則消息。香港700多萬人中，即使是永久居民又到了投票或參選的年齡，絕大部分都依然沒有成為選委會選民的權利或資格，參選更不用說了。和李先生不同的是，這些市民從來無權過問、不能參與，而不是「不會參與」選委會。
看罷世界級的奧運賽事比併，市民對俗稱「小圈子」的選委會的主要反應有「三不」：不以為然、不感興趣、不關我事。到底多少人會認為自己熟悉選委會的組成和選舉方法呢？選舉觀察計劃及香港民意研究所合作的一項網上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1%的受訪者回答「好熟悉」或「幾熟悉」，有57%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另有29%表示「一半半」。這項網上民調在8月2日至5日進行，共有5,000多人參與。以政治取態區分，5,047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訪者當中，71%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7%，另有20%表示一半半。586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亦有接近一半、即是48%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13%，另有34%表示一半半（註）。
市民普遍對選委會感覺陌生，不是因為市民缺乏公民意識或是「國民教育」不到位的問題。選委會本質上是為政權服務而設計的，這個狀况下，再想像這次選委會選舉會有多大機會讓市民表達不同意見、縮窄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分歧，已經涉及太多不切實際的假設。
「搞清一色」是制度設定
無可爭議的是，選委會的組成安排就是由頭到尾都不符合民主價值和標準，由選民基礎、提名程序、參選資格，乃至不用選舉產生的「當然」及「指明團體」提名的委員數目大增，皆達到全面控制的效果。還有一個「當然委員」可加、「選舉產生委員」可減的規定，也是前所未有的。因為港區人大代表加政協委員現時已有200多人，但第五界別只有190個名額，所以給予他們轉跑道的特定途徑。今次在提名期展開之前，15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轉到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導致15個本來可以「選舉產生」的委員席位被減去，涉及11個不同界別。
當管治制度開倒車「去民主化」，得到大部分市民認同的民主派被完全排斥，藉選委會倡議民主發展及政策改革的空間已經不再存在。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破天荒大勝，在452個選區取下380多個。事後政府利用自己的諮詢組織，安置落敗了的親政府人士，跟着又索性取消了選舉委員會原來的所有區議員互選的席位，改由各個政府分區及地區諮詢委員會互選產生，確保民主派完全被排擠，輸打贏要。在新的安排下，來自香港和九龍各區一共1,083個政府委任的地區人士會揀出76個選舉委員會成員；而來自新界各區857個政府委任的地區人士則揀出80個選舉委員會成員。其實兩個組別都只是分別多出兩個有意角逐的人（78人爭76個位置，和82人爭80個位置）。我們應該不難得出結論，近乎100%入選的「選舉」，難言什麼競爭，也肯定不會激烈。
類似的情况俯拾皆是。有30席的教育界，14席由「選舉產生」，合資格投票的有1,750個團體，其他16人是來自11所大學和5個辦學團體的「當然委員」。由於早前人大代表兼教聯會會長黃均瑜由本身的「人大／政協界別」轉至教育界，因此教育界忽然增加了一個「當然委員」，同時減少了一個可以投票產生的委員。對比2016年的選舉委員會，當時教育界有8萬多「個人選民」（中小學等基礎教育工作者）選出30名選委，而高等教育界的30席則由近7,500「個人選民」（大專教學人員）投票產生，經一人一票選出60個推動民主的委員。選民基礎大變，加上合併教育界及高等教育界後，委員數目由60減至30，又增加了非由選舉途徑產生的17個委員，都是促使今屆缺乏自由及公平競爭的成因。在這個特殊安排下「勝出」的團隊或個人，要將自己的特權講成是什麼「打破（民主派）壟斷」而「贏得選舉」，恐怕理據牽強、沒有說服力。
異化選舉鞏固特權
此外，為保證「愛國者治港」，有意角逐選委會席位的人必須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評核，由政務司長李家超主持的資審會可用「國家安全」、「外國聯繫」等的理由否決參選資格，不可上訴有關決定。李家超邊說「政治立場不是我們主要考慮的」，同時又想我們知悉資審會針對參選人的「言行、文章、著作等綜合考慮」，事實在為保護特權搞政見篩選。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衞承認「競爭不如以往激烈」，不過他怪罪於民主派缺席選委會，表示「不排除部分自認非真誠愛國愛港者，索性不參與今次選舉，令整體參選人數較以往少」，然後呼籲社會「不要盲目追求候選人數量」。有學者評論時認為，民主派不（能）參與和選委會選舉冷場不無關係。問題是，官方在不同場合重複的說法是，反對政府的人可以批評政府，只要不違反《基本法》、不傷害香港利益，對政府有建設性的都會聆聽。既然絕大多數人在政府眼中皆是「真誠愛國愛港」，而又強調不搞「清一色」和「一言堂」，那為什麼不見有更多新團隊、新面孔全情投入，積極參與推動自由競爭、和而不同的比併，為香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出謀獻策，合演一場好戲？
沒有了反對的力量，既得利益者根本就是沒有誘因再來一次假當真做。專制管治下的選舉確實難逃異化、被利用來鞏固特權，成為連觀賞價值也欠奉的權力遊戲。對「圈外」的香港人，整個過程就失去整合不同意見、調整政策、尋求認同和問責的基本作用，而關注焦點落在「小圈子」重重的政治交易衍生的次文化，和香港人期望之間的距離愈拉愈遠。
在比較政治研究的範圍，香港正經歷一個「走向專制的事故」（autocratization episode）。
延伸閱讀：Anna Lührmann & Staffan I. Lindberg (2019) "A third wave of autocratization is here: what is new about it？", Democratization, 26(3), 1-19.
註：《「我們香港人」第64號研究報告》——新選舉制度下的選委會選舉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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