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近年談及綜援，往往很容易滑向兩種簡化敘事：一種認為綜援是理所當然的最後安全網，另一種則把長期領取綜援理解為「福利依賴」的結果。兩種說法看似對立，其實都只說中了問題的一部分。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綜援受助人是否「夠努力」，而是制度能否在保障基本生活與推動重返就業之間，找到更有效、更有尊嚴的平衡點 。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相關分析，2024 年失業綜援個案約有 16,173 宗，雖然已從疫情高位回落，但仍較 2019 年高出 28.7%；同年失業綜援受助人中，領取援助超過三年的比例升至 74.5%，平均受助年期更達 8.3 年 。這些數字顯示，問題已不只是短期失業，而是長期無法重返勞動市場。若只用「福利依賴」四字概括，容易忽略其背後其實是低學歷、年齡偏高、健康欠佳、照顧責任重、工種選擇少等多重限制 。政府近年加強就業支援，並在 2025 年 10 月起以新安排取代舊有就業支援服務，要求 15 至 59 歲健全失業綜援受助人每周參與營辦機構安排的無償工作 。政策表面上強調「以工代援」和「重建工作習慣」，聽起來相當符合公共政策對自力更生的期待；但若政策設計欠缺彈性，無償工作便可能從「支援」變成「負擔」，從「過渡」變成「停留」 。
對受助人而言，問題往往不是不願工作，而是能否找到與自身能力、身體狀況、家庭責任相符的工作。若工作安排過於單一，制度只是在要求受助人證明自己「值得被幫助」，卻沒有真正降低他們重返市場的門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調查其實已經反映出受助人的態度並不消極。多數受訪者認為，無償工作若能配合個人能力，就有助提升日後就業機會；他們同時重視工種選擇、彈性工時，以及工作內容是否與技能發展相關 。換句話說，綜援受助人並非拒絕參與，而是希望參與得更合理、更具體，也更接近真實就業市場。這種要求並不過分，反而點出了政策最關鍵的盲點：如果沒有技能累積、沒有職業配對、沒有個案跟進，單靠安排「做點事」，效果通常有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依賴並不一定等於主觀上想依賴。受助人常見障礙包括照顧者責任、技能不足、屢次求職失敗、慢性疾病，以及身心狀態不穩等 。這些因素很多都不是個人可以單方面克服的。尤其對中年或較年長的受助人而言，勞動市場並不總是願意接納他們；對有照顧責任的單親或家庭照顧者而言，即使有工作機會，也未必能立刻配合。若政策只強調義務而忽略限制，就會把結構問題道德化，甚至把社會責任錯誤地轉移到最脆弱的一群身上 。
這也是為何「福利依賴」這個概念本身，需要更謹慎地使用。它可以提醒社會關注制度是否長期化、受助是否失去流動性，但若把它當成對受助人的整體判斷，就會把複雜的社會困境簡化成個人品格問題 。一個成熟的福利制度，不應只問「如何減少領取」，而應同時問「如何增加能力」。如果制度只著眼於控制成本，卻沒有補上再培訓、托兒、健康支援、職涯配對與個案管理，那麼所謂扶助自立，實際上只是一種行政壓縮 。
從政策實務看，香港近年的討論亦顯示出類似矛盾。一方面，社會普遍支持綜援制度不應成為長期依賴的溫床；另一方面，若過度收緊條件，又可能令真正有需要的人更難進入支援系統，或因不穩定工時而失去資格 。這類張力不是香港獨有，但香港的問題在於，現有支援制度仍偏向「資格審查」，而非「能力建構」。前者可以快速判斷誰合資格，後者才真正決定誰能離開援助網 。若參照外地經驗，較有效的做法通常不是單純增加限制，而是將福利、培訓與就業配套結合起來。部分地區會把現金支援與技能提升、工作配對、過渡性工作及儲蓄配套連結，讓受助人逐步重返市場，而不是在制度邊緣反覆徘徊 。這一點對香港尤其重要，因為本地低技能工種正在收縮，而基層勞工面對的又不只是失業，還有工時不穩、收入波動、照顧壓力與年齡歧視等問題 。若不處理這些結構性阻力，任何「促就業」政策都只會停留在表面。
因此，與其把綜援爭議簡單定性為「福利主義」或「福利依賴」，不如回到更根本的政策問題：制度到底是想懲罰受助人，還是想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若答案是後者，那麼無償工作就不能只是形式化要求，而必須配合技能訓練、彈性安排、個案管理和家庭支援；否則，政策雖然看似強調自立，實際上卻可能令更多人困在援助網之中 。真正有力量的福利政策，不是把人留在制度裡，而是讓人有機會離開制度、重新進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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