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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自救】電影人推劇本配對平台、資助創作出版 冀扭轉「階級問題」

【編劇自救】電影人推劇本配對平台、資助創作出版  冀扭轉「階級問題」

(獨媒報導)「我尋日同一個編劇食飯傾偈,有人問佢,你有冇追唔到數嘅情況?佢答,有追先會追唔到啫⋯⋯」《白日青春》編導劉國瑞一句戲言,道出香港編劇面對的困局——薪金不合理或被拖糧並不罕見,即使因得獎而名聲大噪,他們仍要面對欠缺制度保障的工作環境。

或者正如電影監製文佩卿所言,編劇面對的是「階級性問題」——怕得罪導演和監製,也怕得罪電影公司。為了扭轉編劇生態,文佩卿成立香港新晉創作人協會,公開徵集劇本並提供資助和出版機會。同一時間,編劇任俠、楊皓然和獨立記者周澄亦創辦網上平台「三場戲」,讓創作者和投資者進行劇本配對及交易,同時提供劇本醫生、法律顧問等專業指導。

不同的平台、不同的運作模式,如何在官方以外栽種空間,扭轉編劇生態?自己編劇自己救,不論是「三場戲」還是「新晉編劇計劃」,本地創作人正各自探索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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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戲」網站提供編劇個人檔案、劇本試讀等資訊,目前仍在試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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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長、被拖糧 節日問候順道追數

2022年第59屆金馬獎,劉國瑞憑首部電影長片《白日青春》奪得「最佳原創劇本」。此前,他已參與不少電視劇集和電影短片的編劇工作。

劉國瑞認為,一個有保障的工作環境對編劇而言至關重要——職業編劇一般較享受私密的工作環境,不喜歡急躁、多變,習慣單獨或少人合作地產出一個劇本;但他亦坦言,香港無法提供這個環境。

法律方面,劉國瑞指目前其他影視工種都有相對完善的工會和法律制度約束,本地編劇卻沒有足夠保障。要像荷里活編劇那樣罷工?劉大笑指困難重重,「首先要有個保障編劇權益嘅工會,唔係保障工業嘅工會。」

其次,劉國瑞認為,較長的工作週期令編劇權益受損。他簡述,薪酬方面,工作不以日數、時數計算,導致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有時候,電影沒有確切放映時間,變相拉長了工期:「編劇要用好多時間,去完成一個唔知幾時完成嘅工作內容。」

由此衍生出第三個問題,「拖糧」。劉國瑞引朋友的一句戲言,「有追先會追唔到啫」,道出編劇大多不主動追數。他解釋,編劇出糧難已是行業內普遍的現象,薪酬協定有時停留在沒有銀碼的口頭層面。為保持良好、長期的合作關係,少有編劇以強硬態度追數,而劉國瑞自己的處理方式是「大時大節問候吓」:「喂,新年快樂啊!上次講嗰個尾期幾時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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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瑞

導演監製主導製作 編劇長期處於弱勢

若能成名,情況會否有所改善?劉國瑞就坦言:「有獎項嘅加持或者成功嘅作品,係會令人哋想同你了解多啲嘅,你亦都可能喺談判嘅時候多啲籌碼,除非嗰個項目係無咗你唔得,(狀況先比較理想)。」但劉隨即補充:「就算係無咗你唔得,都可能被人踢走咗。」

2018年,一群新晉影視工作者成立「香港編劇權益聯盟」,編劇兼導演任俠是其中一員。聯盟協助編劇追討薪酬、解決版權糾紛、爭取署名等。任俠回憶聯盟成功追數的個案有近十單,曾幫助編劇李敏取得在《拆彈專家2》宣傳物料上的署名,亦上過法庭替一名被編劇葉廣蔭無理解僱的員工要求支付賠償。

劉國瑞直言,導演、監製、編劇三人之中,編劇的位置一定是最弱勢,無法於其餘二者抗衡的。監製文佩卿在製作《濁水漂流》、《窄路微塵》前亦有不少編劇作品,她形容編劇面臨「階級性問題」,編劇怕得罪人、得罪電影公司,導演和監製早期介入或令編劇失去創作自由。

可劇本明明是「一劇之本」。對於編劇,業界可有任何幫助或出路?翻查資料,電影發展基金推出的「劇本孵化計劃」在2020年開放申請,計劃分四個階段遴選劇本,總資助額達800萬港元,最終獲勝作品每部合共可獲41萬港元資助。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亦在2023年獲香港電影發展局批出逾480萬港元,舉辦「新晉編劇學徒計劃」,惟總會目前未有公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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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俠、劉國瑞、周澄

網上編劇平台「三場戲」:預付劇本費 扭轉行業慣性

近月,任俠聯同編劇楊皓然、獨立記者周澄創辦網上編劇平台「三場戲」。參照荷里活劇本網站The Black List讓劇本和製作方在線上配對的交易方式,他們希望幫助行業樹立健康的交易關係。

平台現在試行階段,預計六、七月份正式上線。公開的編劇會員包括陳果、周冠威、陳慧、黃綺琳等。編劇會員可以選擇劇本中的三個場口上傳至平台,監製或電影公司需要透過平台的預付系統支付劇本費;若電影公司對劇本有異議,亦可向平台申請仲裁。任俠希望透過這機制保障雙方權益,扭轉行業慣性。

香港編劇權益聯盟的運作主要依賴義工投入,而「三場戲」現階段有私人投資作為啟動資金。長遠而言,周澄表示平台或可透過收取劇本交易的中介費用、舉辦付費活動等方式維持營運。

今年3月,「三場戲」參加了香港國際影視展,一個開放予業內人士的博覽。任俠坦言有行家持觀望態度,表示有興趣,卻未必可以主導公司決策。他相信團隊會努力扭轉偏見,「傾啲生意返嚟」。

「三場戲編劇教室」會邀請不同編劇接受訪問,解說自己如何構思和創作劇本。

自下而上的改變 任俠盼「孔融讓梨」變「孔融分梨」

任俠自言重視「自下而上」的改變。他指不少資助計劃歷時長,亦未見對行業有明顯幫助;周澄亦補充,網站的新模式能夠帶來更多可能性,包括顧問服務,幫助編劇參加海外影展和創投,尋求香港以外的空間。

「三場戲」正為一些獨立製作人尋找合適的編劇和劇本。對於電影公司早已習慣的「先交劇本後付費」模式,任俠認為需要撼動舊有的習慣,創造編劇和製作方對等的關係。

作為創作人,任俠不願見到外界提起港產片時,總停留在八、九十年代。他指近年東南亞電影業表現搶眼,不僅有令人興奮的作品產出,亦大受歐洲投資者青睞。他無奈道:「點解以前(香港)有好多三尖八角嘅人出現,但而家大家好似好乖咁。」除了新晉編劇和導演,他亦認為有必要培養新晉監製,讓他們有更敏銳的觸覺發掘有趣的作品。

本土電影行業的發展成熟,任俠以一個比喻總結:「而家香港電影工業嘅運作模式好似『孔融讓梨』,敬老為主;咁我哋希望網站做到『孔融分梨』,公平行先。我哋唔係以資歷、名氣作標準,而係以作品、以對資源嘅需要(作標準),係我哋嘅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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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創作人協會:受眾可跨媒介或崗位、資助編劇出版

上月推出的「新晉編劇計劃」,同樣在社交平台收獲不少關注。文佩卿是協會代表,曾主理兩屆「mm2新晉導演計劃」,首屆三部作品均有不俗表現。她觀察到,不少新電影人在首部作品出台後機會仍然有限,發揮空間不大;在mm2母公司以及私人投資的協助下,她成立了香港新晉創作人協會,希望在商業模式之外,觸及更多新影人。

現時本地電影工作者大多以專業劃分入不同屬會,如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香港電影美術學會等。文佩卿認為新晉創作人協會的受眾更廣闊:「其實喺創作入面,好多時我哋嘅崗位會橫跨,唔單只係電影呢個媒介,也可以係做電視、做YouTube,而家嘅屬會未必會覆蓋到其他媒介。」

不過,協會目前希望集中資源讓創作人受惠,尚未招募大批會員,「新晉編劇計劃2024」是文佩卿考慮已久的項目。她笑言:「構思呢個計劃,係要治癒我嘅職涯創傷。」

計劃分為專業組和公開組,參加者可以在4月1日至30日期間提交作品,五位專業評審將從中選出10名編劇。編劇在此後進行完整劇本創作、參加分享會、集結成書出版、公開圍讀等,每人最少可獲8萬元資助。

邀請文學界任評審 文佩卿:香港電影都無咩輸啦

參與計劃五位評審分別是作家伍淑賢、謝曉虹、韓麗珠,以及劇作家莊梅岩和編劇歐健兒。傳統編劇比賽多以監製、導演、發行作評審,文學界人士居多的陣容並不多見。文佩卿解釋,本地文學界的作家「創作好有理念」,認為讓她們擔任評審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哋有咩輸先?香港電影都無咩輸啦!」將獲獎劇本集結成書出版並公開圍讀,亦是行業內的罕例。在她看來,當編劇將作品投給各大電影公司但音訊全無時,出書和圍讀,或許可以讓更多人見到他們。

相比政府和偏官方的協會所發起的項目,文佩卿坦言自己「資源少啲」。不過她指出,不少編劇比賽是「導師制」,入圍編劇在層層選拔中要跟導師學習,創作勢必向導師口味傾斜,導師意向亦可左右下一筆獎金的發放。她相信「新晉編劇計劃」的機制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證創作自由。

不過,公開組申請資格包括提供合資格人士之推薦信一封,這在社交媒體遭到不少質疑,被指「玩小圈子」、「益自己友」。對此,文佩卿直言「傷心」,指協會未有足夠資金涵蓋所有人,但已經努力邁出「第一步」。她認為,有心投入編劇行業的人士可以透過編劇班、實習經歷換取推薦信,邁出他們的「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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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創作人協會代表文佩卿

後記:文字——各種嘗試,殊途同歸?

文佩卿表示,大量閱讀評審的文學作品之後,感受到她們透過文字傳達出廣闊的視野。她在社交媒體引用作家契訶夫在劇本《海鷗》中的一段話:「不管是表演或寫作,重要的不是榮耀,也不是我以前所夢想過的那些東西,而是忍耐的能力。」

周澄的母親是金像獎編劇岸西,《甜蜜蜜》、《男人四十》等作品的編劇。周澄表示創辦「三場戲」或許與兒時聽母親談論編劇的經驗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編劇面對嘅嗰啲剝削,我覺得,寫字嘅人喺香港都面對差唔多嘅困境,不重視文字嘅價值,其實係好普遍嘅。」

記者:王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