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九月，我進入新亞書院哲學系。在入新亞前，已聽聞唐君毅及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學大師，但我沒有讀過他們的書，知道新亞書院以宏揚中國文化著名；反而我讀了崇基學院哲學系勞思光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第一卷。當年哲學系師長人數並不多；除了唐牟兩先生外，有唐端正、李杜、鄭力為等先生，大二時來了劉述先、王旭，大三時來了霍韜晦，大四來了李天命等人。我進新亞時，系主任是牟先生。
我第一次見牟先生是在一九七○年夏天哲學系的面試。面試是在九龍城的天光道新亞書院。由農圃道正門進入，可見到一條長廊，擺了幾張凳子，有幾道辦公室的門；我坐在凳子上等。一會兒有人叫我，我進入一房間，看見一個瘦削的長者，坐在辦公桌後面。他穿了一件灰色的長衫，後來的印象是牟先生只穿灰色或淺藍色的長衫或長袍，夏天還常穿一件白色的唐裝上身衣。面談些甚麼，早已忘記，只記得一條問題，他問我：你讀過甚麼哲學書嗎？我答讀了勞思光的《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和《歷史的懲罰》兩書。我不知道他的反應，但新亞錄取了我。
查看我中大的修科紀錄，我只在大四及大三修了他的「康德哲學」和「歷史哲學」兩科，當時的科都要修一年；有可能我也旁聽了他的其他科。在農圃道的校園內，常可看到牟先生蹓躂。他住在新亞合一道斜對面，靠背壟道的一座四層舊唐樓中的三樓，由新亞橫過馬路即到。由於住得近，他幾乎每天下午四、五時，就在圓亭內的凳子上休息或在草地上散步，偶而也會看到他和學生下圍棋，有時也會聊天。老實說，牟先生是我生平遇到兩位最精釆的講者之一（另一個是SUNY-Binghamton社會系的E. Wallerstein，以後會談到）。他闡述康德哲學的觀點我並不同意，他的「歷史哲學」卻是哲學系中最精釆的一科。他臧否歷史人物，縱橫中國歷史三千年，論說王船山「立理限事」、「理勢合一」的思想，引述明末思想家顧炎武之言：「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人之天下也」，痛斥中國傳統專制之害，痛快淋漓。
錢穆先生、唐先生和經濟學家張丕介先生是新亞書院的共同創始人。一九六七年錢穆先生離開了新亞，之後唐先生成為新亞的中流砥柱，負擔的行政工作甚重。我進新亞時牟先生是系主任，眾所周知，牟先生不喜歡行政工作；不久唐先生轉為系主任。他視新亞為己出嬰兒，對其發展很難釋懷放手。我修了唐先生的「倫理學」及「形而上學」兩科。他在一九七八年早逝，未知是否與他的行政工作過重有關。特別在一九七○年代初、中期，中大和新亞有「集權」及「自治」之爭持，唐先生日夜操心，肯定涉事甚深。
大二時，學生會邀請唐先生作演講，大約是知識分子及社會責任之類的題目，我和歷史系師兄郭少棠共同記錄；後來就是登在《明報月刊》上，題為〈論海外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一文。唐先生對人仁厚寬和，辦事接地認真，被稱為仁者。牟先生銳思深刻，論人評世，一針見血；然生活上瀟灑自如，冷眼旁觀，被稱為智者。在哲學思想上，一個是「融合型」，一個是「架構型」。一九五八年唐先生和牟先生，以及徐復觀、張君勱四人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土宣言〉一文，是新儒家思想發展的重要綱領。他們建立「良知學說」的「道德形上學」，強烈批判馬列主義浮華不實的「唯物主義」；建立人間世秩序的「孝悌忠信」對抗「階級鬥爭」學說。頂天立地，令人肅然。
升上了大二，來自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的劉述先先生（一九三五—二○一六），像吹來了一陣春風。我修了他的「普通西洋哲學史」和「加西勒文化哲學」，聽他的講課耳目一新，有新鮮感；但他只當了一年訪問教授就回美。後來，他來回美港兩地數年，直至在八、九十年代才定居香港，出任多年中大哲學系系主任，後來退休回臺，任中央研究院訪問教授。劉先生博學多識，兼通近現代中西哲學，並涉及文學、美學、科學的哲學等學科，我讀了他的多本著作：如《新時代的哲學與方法》、《語言學與真理》、《加西勒的文化》、《生命情調的決擇》、《文學欣賞的靈魂》等等，令我大開眼界。一九七一年正值保釣運動澎湃洶湧之時，他發表了一篇論保釣的文章，對學生運動有讚賞亦有批判，其行文論點清晰，情理兼顧，我看了大為折服，令我有讀哲學當有如此水準之感：他既有専精學術研究，亦有淑世情懷，符合我當時經世致用之傾向。一年級時，我修了唐端正先生的「哲學概論」和「理則學」。他是我在哲學系中感到最為親切的一位師長；為人寬容親和，關心學生。那時我參加保釣運動正熾熱，一方面，進入大學接觸到各種思潮：如存在主義、科學的哲學、文化哲學及分析哲學等，狂熱地閱讀；另一方面，當我在沉溺於圖書館時，我又有衝出象牙塔的激動。
我陷於一種性格撕裂的狀態。我起了一種拋棄哲學系，轉入社會系的念頭。決定不下，就去找唐先生談話，他也是我唯一願意傾訴的師長。我和他談了很久，忘記了內容是甚麼，但他終於成功說服我取消了此念頭，我的焦慮也消失不少。另有一事值得一提，是在研究院讀一年級的時候。當時研究院哲學系只有三、四個研究生，他開了一門研究院「荀子哲學」的科，學生只有我一個，每次我都要講解課文，於是我和唐先生一對一上課。我對中國哲學並不特別有興趣，但不好意思轉科。結果，令我精讀了《荀子》一書，從此不怕讀中國古籍了，真是意外收穫。
大四的時候，來了霍韜晦先生（一九四○—二○一八）。他研究佛家哲學，那時剛從日本深造回港，我修了他的「中國佛家哲學」一科。我對佛學並沒有太大興趣，純是為了增加知識而修此科的。但是出來工作後，霍先生卻是我唯一有聯絡的哲學系師長。霍先生是一位「事功型」的學者，他並不滿足於大學，後來聽說霍先生在中大並不得意，因為沒有博士學位。一九八○年代初，他離開了中大，成為民間學者，創立法住機構，弘揚佛學，傳播中國文化；他亦舉辦研討會及講座，出版學術、時政書籍及雜誌。一九九七年回歸前，我參加了他雜誌辦的一個九七座談會，並且寫了一些文稿；後來和法住機構的同仁還完成了一些計劃，如組織了題為「未來民主路」的兩輯文化性及時事性的講座，出版了和他學生陳可勇合作編的《神州六十年》一書。
在我進入研究院那一年，李天命剛從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回來。在大學時候，已經聽到他的很多傳奇故事，如在美國讀書，卻住在加拿大，從不上課。他是牟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常在他家中吃飯等等。後來他成為中大最著名的教授，並成為香港出名的文化人及詩人。我在研究院第一年，修了他的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一科，但是我上了兩次堂，就放棄了。李絕頂聰明，思想敏銳，他的教學方式是「分析哲學」進路的，總是在分析語句或辭意，層層進入，這是很好的思考訓練。第一堂覺得有些新鮮感，但第二堂，我就不耐煩了。
那時候我讀書「經世致用」的傾向甚重，得不到我所要的，就放棄了。不過，我日後也聽了他好幾次的演講，都有所得。他分析一、二個問題是清晰的，但聽一年課，就太悶了。我也讀了他的多本文集，覺得他的早期作品如《思考的藝術》、《存在主義概論》是很有知識性的作品；至於他的《哲道行者》，則似是走火入魔了。他是一個「分析哲學」的實踐者，近年新亞朋友中傳出他的健康不佳，好扶乩之術。
那年代中大有兩個哲學系：新亞和崇基，各自的哲學系學生一般很少跨院校修課，我是很例外的一個。我修了崇基的勞思光先生的「知識論」，也旁聽了他的「康德哲學」；我在中學已經讀了他的《中國哲學史》第一卷，之後又讀了他的《歷史的懲罰》、《中國文化要義》等書。另外也聽了來自臺灣的何秀煌先生的語意學一科。二○一二年勞先生（一九二七—二○一二）逝世，我在《勞思光教授追思會》文集，寫了一篇追思文章，說：「於學術，勞先生留下傳誦後世的著作；於時論，勞先生以自由主義立場，竭盡一己良心知識分子角色，抗衡共產主義，批判專權獨裁，影響深遠。先生實為我等從事學術工作者之楷模典範也。」至於何秀煌，他後來是我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我在以後的章節會談到他。我和自己同學的關係一般。一九七○年那屆新亞哲學系共收了十二位學生，他們是：何月鳳、楊玉珍、陳玉嬌、李滿基、李瑞全、劉美美、黃振強、劉天賜、郭漢揚、張慧儀、方麗娥及我。大一後，李滿基轉了中文系；大二時，陳榮灼從崇基轉入新亞；大三時，何月鳳轉去了新聞糸；最後一九七四年畢業有十一人。畢業之後，與楊玉珍、黃振強、陳玉嬌、張慧儀等四人失去聯絡。
十二人中，在大學從沒見到的有劉天賜。聽說黃振強一直在長洲的中學教書，直至退休。大一、二時，我參加學生會工作及保釣運動，走堂甚多。到了大三、四，我想時日無多，應全力讀書了，此後未走過堂，但始終未碰到過劉天賜。後來劉天賜在社會上聲名最響。他在讀書時已在TVB工作，參加演出電視節目《雲絲頓 73》，他恰好演一個大學生。他在TVB青雲直上，至八○年代中已升至製作總監職位了，後移民加拿大，又回流。他常識閱歷豐富，口才了得，著述甚多，是鬼才，亦是「香港電台」清談節目《講東講西》重要主持人。他的自傳《賜官—馳騁縱橫五十年》簡直是一部香港流行文化史，內容豐富。不過，他談到哲學系上牟先生的課時，說「我必坐第一排，面前放了六、七其他同學的錄音機，我負責換帶」，又說「說實在，我聽不懂他說的山東話，有時以為他說粵語，有時以為他說英語。」實際上牟先生的國語很易聽懂，不可能以為他是說粵語或英語；學生擺錄音機是有的，是否天賜兄換帶，實是個問號。
校外最出名是劉天賜，校內最出名是劉美美。一九七一年九月，她在我主編的《新亞學生報》上，發表了震動全新亞的「哭新亞」。這篇文章現在讀來仍虎虎有生氣，充分表現出她初入大學的理想主義色彩。那時正是保釣運動高潮，她不滿意新亞校方的表現。一九七五年她嫁給著名文化人《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先生。八十年代中，胡菊人創辦《百姓雙週刊》，她是實際主持人。在大學時期，我與她有往來，百姓出版社替我出版了《中國的問題》和《神州四十年》兩本書，我也替《百姓雙週刊》寫了些文稿。九十年代初，她舉家移民加拿大，失去了聯絡。
何月鳳是另一個哲學系有性格的女生，她和藝術系高一屆的同學陳應林的戀愛轟烈浪漫，傳誦一時。八十年代末，我曾到紐約探訪她，她嫁給一個華人畫家，生了一個兒子，後來畫家丈夫早逝。她曾在美國電視臺CBS工作過。她偶而會返港，我一定請她食飯聊天；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二○一八年，我去紐約看美國網球公開賽，和她在唐人街見面。自此，跟她失去了聯絡。
我跟另一個女生方麗娥三十年沒有見面，中大校友事務處舉辦新亞校友畢業三十周年聚會，我找到了她的電話，邀請她參加，她答應了。她一直在中學教書，有兩個兒子，生活幸福。畢業四十周年聚會，我再邀請她參加，她也參加了。二○一九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興起，社會分裂嚴重；我們有不同意見，就此中斷聯絡了。同樣是畢業三十及四十周年的聚會，我曾致電郭漢揚，邀請他參加，費盡心機脣舌，他始終不答應，我極為失望。他是中學教師，曾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後來聽說他出版了自傳。
同班同學中，除了我以外，還有兩位同學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就是李瑞全和陳榮灼。前者穩重老成，後者鋒芒畢露。兩人都是研究院畢業後立刻到海外大學深造取得博士的。李瑞全回港後，曾任教中文大學的教育學院，後來移居臺灣，任教中央大學哲學系，現任哲學研究所所長，李研究當代新儒學、生命倫理學和康德哲學，以新儒學品評時政，顯示他有承傳新儒學之雄心。陳一直在加拿大Brock大學任教，退休後，近年任中央研究院及其他大學訪問教授。他研究的範圍是現象學、佛學和中國哲學等。
回顧昔日，時光匆匆，數十載已過，當年有緣分（我視不可解釋的因果關係為緣分）而成為同窗，實為不可多得之機遇，然哲學系多獨行特立之士，疏於溝通，以至日後形同陌路，浪費了當年緣分，想來真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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