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明報》2010年10月16日
中大擺放民主女神一事，又再引起討論。沒錯，民主女神要擺，但不是這個。因為這民主女神像，是件拙劣雕塑，無論從藝術或政治藝術角度來看，均屬低水平之作，不應作為悼念民運的持久標記。
政府沒收雕塑，加上中大校方拒絕擺放，惹來強烈反響，令這女神像突然變身成反禁制的符號。怒火遮蓋了觀察，沒有人從雕塑的製作造型能否表達民運精神的角度，來評核雕塑人陳維明這作品。本文比較八九民運時的原有民主女神像和中大的新民主女神像，以顯示這新雕像不合格的原因。這裏得強調，民主女神是政治作品，有別於一般追求美感、個人抒情或表達獨特創意的藝術。雖然也須從造型、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但最終的量尺，是看作品能否有效地表達民運的神髓和獲取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上升的標記
政治藝術的基本功能，是激動情感和提升士氣，進而引發行動。原女神像於五月三十日豎立於天安門廣場，正值兵臨城下、人心彌散，民運進入低潮之際。學生製作巨型雕塑，希望透過建立符號標記，表達理想和期盼，振奮士氣。
原女神像高十米，以石膏為主要材料。四天內製作如斯巨大雕塑十分艱難，製作方法簡約，除頭手等主要部分製作較精緻外，身體衣服均有大刀速削的簡約效果，刪去細節卻不粗疏，反而帶出迫切和豪邁的感覺。女神像身軀不成比例的拉長，牽動向上提升的動感，引伸出政治作品所需的積極正面感覺，像是向群眾說，無論多艱巨，仍毅然向上。
新女神像用玻璃纖維造成，表面質感較複雜和較多細節，古銅色感覺較堅密但色調也較深沉。女神身軀也略拉長，但身形較肥大而下中上圍的變化較大，減弱了提升感。原女神像的身體基本上是筆直的，沒有新女神那麼多衣服摺紋拖緩上升，最大的「阻力」來自新女神像底部的裙腳，它如膠槳倒地般無限向外緩慢擴散，裙腳延伸成為雕塑底座，出來的效果如不是下沉，至少上升力度亦大減。新女神身體其他部分，如右手衣袖像濕了水般下墮，進一步減弱那向上動感。
站立的動感
製造這如倒放花朵的「座」，有技術上的原因，為了加強底部重量，令雕塑穩定下來。惟此「腳底加闊」方法實太懶惰，因雕塑是中空的，加上玻璃纖維重量不大，只要在雕塑底部內藏較重物料，或在底部設不起眼的螺絲位以固定於雕塑座上，便毋須攤開底部。原女神像其實只是一邊身軀直向上升，底部另一邊其實也略為外延，效果卻自然而富動感，因為她不像新女神像般呆悶地各邊等量外延，不平衡的外延反而加強動感。不平衡效果是由原女神像的站立方式造成，她站立時身體重量集中在右腳上，左膝微向前伸，身體略呈S形，這是較接近一般人自然站立的方法，藝術史上當古希臘雕塑出現這名為contrapposto的站立法時，被視為留意到人類自然站立方法的一大進步。反觀新女神像雙腳重量均等的直立，這生硬的站立，通常只有在緊張狀態或排隊操練時才出現。
新女神像臀部後伸，胸口前挺，只有前凸後凸的橫向效果感覺，作者對女神的胸和臀的重視，實令人不明所以。原女神像雖為「女神」，實頗中性，有民主無性別分野之感。新女神像身材較凹凸分明，當然女性身軀可以是重要符號，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名作《自由領導人民》，作為民主自由開導先鋒的是女性，畫中女主角露出乳房作為孕育的象徵。新女神像亦重視胸口，卻無此效果，因為製作實太馬虎，猶如兩個椰殼倒模擠上胸前。當右手高舉火把時，因拉力關係右邊的乳房應略向上提而且較扁平，現在這兩椰殼乳房均衡平擺，只顯得作者對身體結構欠認知、或製作時有點粗疏。
失敗的製作
原女神像昂然站立，雙手緊握火把前望。雕塑沒展示敵人，卻以大風作比擬。挺立巨風前昂然無懼，抖擻直立卻仍保留contrapposto站立的自若。雕塑不能鑿出風來，只靠頭髮橫飛以暗示，以襯托風吹雨打不畏懼的堅毅。反而新女神像的頭髮卻奇怪地向上勾，像是風吹從下而上，但卻又與火把上火光所展示的風勢路向迥異，側面看更見女神頭髮向前回飄，像是有風從後邊來。錯亂風勢，令雕塑失卻那對衝的寓意。新女神像裏，雜亂多向的風只是用來製造眼前美感效果的工具，層次顯然不同。筆者不否定形式運用的重要性，但作為主要是表達對歷史、政治反思的作品，應知道什麼是表達的重點。
火把是女神像另一重要符號，標誌熱誠和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女神像的火其實相當細弱，未能帶出熊熊烈火的氣勢，這可能和技術局限有關，因為火把熊熊放大隨風伸延，以石膏製作有容易碎爛的危險，令這核心符號中途遇上破損。但以玻璃纖維製作新女神像，應沒這技術問題，但其火把像是大堆錯亂糾纏的肥手指，完全展現不了火把的意義，而拿在右手上的火把竟然向後傾斜，連這重要的不能筆直地舉起來！
新女神像和原女神最大不同之處，是她如美國自由神像般手持類似憲章的東西，上面寫上「自由、民主、公義」等核心價值。最令人反感的是，那是用英文寫成，作者的解釋謂這代表普世價值。但英文就是代表「普世」嗎？即使在西方，也會選用較遠古的拉丁文，如是追溯民主女神／自由女神的傳統，也可用法文，因為自由女神形象源自法國大革命。問題是，這是件帶來香港、主要給中國人看，述說一段中國人的歷史和傷痛經驗，以振奮人心帶出希望的雕塑，何解要英文？不過最近再觀看作品，不知何故那堆英文字已不復見。但女神手拿空白書本，仍有點荒謬。
重塑女神像
身體有肉無骨、比例錯亂、頸部上粗下幼地與身體不銜接、女神手指腫脹，明顯是對人體肌骨結構欠認知，還有衣服未能展現內裏的身軀等等多籮籮的形式技巧問題尚且不談，單從表達政治信息上新雕像已相當不濟。陳維明為六四造像的心意和努力值得尊重，維護表達自由的權力我們亦應堅持，但永久裝置一件水平不足的民運標誌便得認真再三考慮。
八九民運、民主女神是莊嚴肅穆的題目，女神像包含無盡血與淚、理想和期盼，絕對不許兒戲！和港大的國殤之柱一樣，新民主女神像不是卓越的藝術品或政治藝術品，它的意義只是因為曾經被人家禁制展出，作為短暫的抗爭符號尚可接納，但裝置為持久紀念民運精神的符號則極不妥當。
中大應擺放民主女神像，但不是這個。為何要覓不合格的新猷而棄原作？乾脆把原有的民主女神像複製，安置在中大校園，帶回那段歷史、延伸那股理想和熱情，也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深且痛的哀傷。
何慶基：資深策展人及藝評人，現任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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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另附何氏舊文《符號戰爭：民運的三件藝術品》，發表於2009年6月3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由北京八所藝術學院二十多名學生共同創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豎立，遙對毛澤東像，為正值民運開始有點散漫和不知所措的一刻帶來新的興奮，也惹來了《人民日報》的強烈反應。六月三日軍隊進入廣場，在國際傳媒前垮倒民主女神，是對學生以至全球支援民運者宣示權力的鮮明舉措，就如摩西從西乃山下來，怒碎以色列人自行製作的金牛偶像一樣。因為真神只有一個，就是畫像高掛在天安門廣場大樓上的毛澤東，任何其他偶像必須徹底破毀，所有異教者都應受嚴峻懲處。
在政治角力的過程中，符號是重要鬥爭工具。視覺符號可以比文字更直接和鮮明。深明權力鬥爭者當然明白符號的意義，所以要高調且鮮明地毀掉民主女神，這種可遠溯自原始社會的符號戰爭，誰決定什麼是崇拜對象，誰就有管治的權力。
民主女神
純從形式而言，民主女神並不突出，明顯地是借用美國自由神像的造型，而這造型又來自可遠溯至羅馬時代的西方傳統，因為有太濃厚抄襲西方的影子，欠自己民族個性，成為批評者詬病的地方。但細看之下，不難發現與自由神像相比，民主女神自有其特色。首先神像製作較粗糙，這不單與製作時間較短促和材料局限有關，更與蘇聯大型革命雕塑追求粗豪雄邁的英雄感有血緣關係。那風吹頭髮向側移動，嘴巴緊合的堅挺，不畏風雨的屹立，典型地來自共產主義藝術傳統，與自由神像那古典主義的優雅截然不同。她的頭頂也沒有源泉希臘神話太陽神阿波羅的光環帽，人的感覺較強烈。自由神像左手擁書，書上寫上美國獨立的日子，右手畢直上伸舉火炬，是個勝利宣言。反而民主女神雙手微彎緊握火炬，不是勝利的手勢，而是仍處於風雨飄搖戰鬥狀態內的一種堅持。
儘管造型上與自由神像有雷同，民生女神那簡單、直接、雪白的身軀，在當時錯亂環境中更見鮮明。作為凝聚人心的符號，她是成功的創作，因而能在短短幾天內成為民運的符號。正因為是個符號，她不能倒下來，在北京倒下，在香港也要重新豎立，以至在海外如加拿大再次站起來，正是要透過符號證明民運精神的生生不息。
國殤之柱
另一件在香港與民運緊密相連的雕塑，是丹麥雕塑者高志活（SJens Galschiøt）於一九九七年製作的《國殤之柱》。作為藝術創作及政治作品，《國殤之柱》最好的只能稱為平庸之作。作品以慘痛受害者糾纏組合而成，強調纏繞不息的痛苦，卻又用男性英雄主義色彩濃烈的陽具般直豎形式，作品要求觀眾舉頭仰望而不是親近感受那苦痛，直豎形態更像會展中心那雄赳赳的回歸紀念柱。高志活似乎在呼應羅丹名作《地獄門》中人群痛苦掙扎的景象，卻又沒羅丹的技術也未能製造類似的澎湃張力。塗上了橙紅色後的《國殤之柱》，色彩未能對本地人產生符號上的共鳴，卻失去那沉重鬱實的效果，鮮艷得有點兒塑膠味道，作品更形淺薄。
更重要的是，政治作品不是供美學欣賞，它背後有一定的功能。共產黨深明政治藝術的功能，不會讓作品停留在消極的痛苦層，最終是要激勵理想和行動以期盼的目標。當然痛楚是可以引發行動，但成功的政治藝術品往往暗示希望和可能性，而由痛苦組成的朝天大柱，像是只暗示着痛苦持續上升的悲情，或是個紀念痛楚的標記。
不過，外在環境會為政治作品不停改變、添增意義，因為當年當權者的連串愚蠢決定，例如市政局禁止它在維園展出、移入港大又遇阻礙，後來禁止高志活來港等，令《國殤之柱》搖身一變成為抗爭符號。拜這些神經過敏的錯誤反應，一件平庸的藝術作品遂變成神話式的六四標記。
自由戰士
每年六四，部分文化界朋友都會到文化中心的《飛翔法國人》像前獻花，在他／她們心目中，那雕塑的原有名稱叫《自由戰士》。如果《國殤之柱》是因為當權者的行動得以加添意義，那麼《飛翔法國人》被轉變為《自由戰士》，是反方向地由民間起動為官方雕塑加添意義。嚴格來說，這說法也不正確，其實民間只是把它的原有意義還原而已。
坊間早有傳聞，由市政局在一九九八年委託法國雕塑者凱撒（César Baldaccini）製作的《飛翔法國人》，其實是用來紀念六四死難者的雕塑，其原名為《自由戰士》，後因市政局強烈反應，作品被迫改名為《飛翔法國人》，而凱撒亦因此拒絕出席雕塑揭幕儀式。可能是高度機密，有關傳聞至今仍未獲確認。筆者多年前曾在《信報》為文，從凱撒的創作歷史以至雕像造型，引證此雕塑為《自由戰士》的可能性頗高，這裏不再詳述，只從造型點出端倪。
《飛翔法國人》的主題是個折翼天使，一位受挫的理想主義者，這折翼或有翼卻不能飛的天使，在西方藝術中並不鮮見（例如在十六世紀著名德國畫者Albrecht Durer的著名版畫Melencolia中，被困天使是智慧追尋者，困身於短暫挫折中）。《飛翔法國人》身軀仍雄渾堅實，雖然一翼折斷，另一翼仍向天空伸展，眼睛遠望高空。翼雖折，力猶在，理想仍存，那只不過是短暫的挫敗。與《國殤之柱》相比，《自由戰士》（或曰《飛翔法國人》）眼光更遠，更能展現那追求理想的力量。
我們深信
每年六四，維園有民主女神像，港大有《國殤之柱》，也有零星的文化界人士往《自由戰士》獻花。致敬的雕像不同，創傷、期盼都是一樣。二十年了，我們一般香港人深信，總會有一天，這些雕塑不再是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那曾經苦忍的痛楚，或是那曾經對中國熱熾的盼望。我們深信，這些雕塑會被官方確認，它們代表着為中國爭取民主進步的路程中，曾經出現過的悲壯時刻。
（全文完）
（按：作者來郵，着編者貼出他的回應。）
其實我的文章已解答了所有問題，只是沒有看清楚：
分析不是根據好與醜，而是它能否發揮其作為政治藝術的功能，文章說：
「民主女神是政治作品，有別於一般追求美感、個人抒情或表達獨特創意的藝術。雖然也須從造型、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但最終的量尺，是看作品能否有效地表達民運的神髓和獲取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問題很簡單，不要當新民女是藝術（人們一聽到「藝術」二字腦袋便會混亂），只問 「這東西能否作為一個持久地代表八九民運歷史、理想和感受的標誌？」
當然，新民女代表著反禁制的行動，文章說「政府沒收雕塑，加上中大校方拒絕擺放，惹來強烈反響，令這女神像突然變身成反禁制的符號」，我承認那短暫時刻它有其特殊意義，事實上，就算它只是一塊石頭，當時也會是有其特別意義，文章說：「它的意義只是因為曾經被人家禁制展出，作為短暫的抗爭符號尚可接納，但裝置為持久紀念民運精神的符號則極不妥當」。 但這個短暫的意義，很快便會被時間洗去。在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中，新民女只是2010年紀念活動中的一段插曲，是否應把這插曲變成持久主題？是否因為人家禁止我，我便一定要對著幹不管作品如何不濟定必要把它持久擺放。我花了很多篇幅去分析其製作上的缺失，寬宏點說是技巧不濟，嚴厲點說是馬虎輕率，這態度你們可以接受嗎？我不可以。
至於形式分析，文章強調不是追求美感或獨特創意，但任何有造型的東西都涉及形式的製作，政治「藝術」品同樣講求造型，但只視它為達至目的的工具，不會接受形式主義，所以無論新舊民女，有沒有原創性根本無意義，政治藝術不是搞創新。
至於為何不早點為文分析，其實之前我曾為文分析原民女。另外，在爭取展出新民女那一刻，即使是一塊石頭，也可以有其反禁制的意義。正如小西說，現在這刻有此必要，因為不濟的插曲會變成持久標誌。如果每年都有藝術家送來不濟的作品，而我們的當權者又繼續愚蠢地禁制它展出，於是我們每年都加裝一、兩件持久安裝的紀念雕塑。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用點眼睛觀看腦袋分析，問一問「為何要覓不合格的新猶而棄原作？」
有關爭議原文早已解答，太忙了，不會再作解答。如果當時曾竭力保衛新民女的朋友覺得被冒犯，就此道歉。
何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