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阿富汗的阿密，緊張地躺下，焦慮地望向電影鏡頭。他不太習慣說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個收藏在他內心十幾年、連伴侶也不知道的故事。沒多久，淚水就自他眼角垂下。他睜開眼，說：「我未準備好說關於爸爸的事。」
猶豫、結巴、難以開口——這些往往是電視台和記者處理難民議題時，選擇刪走的片段。去年拍成的電影《無處安心》（Flee），卻讓這些細節曝光，依靠肢體動作、呼吸、面部表情、眼神等，統稱為「前語言」的表達方式，強調阿富汗難民的痛苦。作品展現出特別敍事手法，入圍奧斯卡最佳動畫片、最佳紀錄片及最佳國際影片三項大獎；今月在香港各大影院上映。
人間悲劇實現眼前
《無處安心》由丹麥導演Jonas Poher Rasmussen根據他中學朋友阿密親身經歷而寫成，講述蘇聯在1979年進軍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觸發戰爭。其後，美國向反蘇的「聖戰者」提供武器，令雙方戰事拉鋸長達九年，無數居民流離失所。
阿密是其中一人。他和家人原本住在喀布爾，但隨著戰火爆發，被逼逃難到蘇聯。後來，蘇聯倒台，當地物價飆升，人們生活苦不堪言，於是阿密和家人又嘗試逃到北歐。
《無處安心》採用動畫形式紀錄，因為阿密用假身分獲得丹麥的政治庇護，不能公開真實身分。電影開首是一棟棟建築倒下，很多人拼命奔跑----黑白色調與粗疏的筆觸代表阿密的模糊的印象，難以重新勾起的記憶。相比之下，彩色清晰的動畫影像就是阿密確定的歷史----他父親因為親共被抓走；他姊姊被人蛇集團關在貨櫃倉裡；還未去到理想之地，他媽媽已經年紀老邁，咳個不停……
電影有時加插新聞片段，使動畫所描繪的、看似虛構的殘酷世界，漸漸與真實影像融合為一體，成為歷史事實。導演提醒觀眾，儘管《無處安心》大部分劇情均以動畫呈現，但它所傾吐的故事皆是約干年前發生過的戰爭與逃難，重申電影作為紀錄片的真確性。
沉默的共犯
除了還原史實，電影亦探討倫理、道德、義務等議題。阿密一直惦記著多年前，有兩個俄羅斯警察打算強姦一個少女，但他沒有選擇挺身而出。電影只是說到這裡，但觀眾或者會思考，他作為弱勢的非法居民，也不似警察般有槍械，可以怎樣反抗？
諷刺的是，在女孩受害時，阿密沒有幫助別人；到阿密有危難時，世事就像業力報應，別人也沒有向他伸出援手。他與哥哥、母親坐船非法跨境，經歷暴風雨後，遇上一隻來自挪威的龐大郵輪；上面的乘客眼見他們跟其他難民擠在破爛的小船，無一不感到震驚、拿起相機拍照。
然而，船長宣布他已報警，會將他們送返愛沙尼亞。艇上難民臉色一下子沉下來，郵輪上的旁觀者也沒有理會他們，走回去自己原本的房間。
社會學家伊唯塔.傑魯巴維在《房間裡的大象：日常生活中的緘默與縱容》提出「沉默的串謀」（conspiracy of silence）概念，指社會中一群人心照不宣地，佯裝沒看見大家都知道的某件事，甚至讓這種模式在社會關係中變成既定的日常。他批評，面對他人痛苦但沉默的人，只會向受害者施加更大的痛苦，令他們愈來愈不敢為自己發聲。
到底生活富裕奢侈、可以坐郵輪旅遊的人，沉默轉身，有沒有做錯？這艘有桌球室、卡拉OK房的郵輪，雖然有空間接收難民，又是否必然要這樣做？簡單一幕卻化身比喻，引伸到有較多資源和能力的第一世界，該如何面對難民議題的討論。
難民在香港
除了郵輪，電影裡不少讓人心酸的情節，同樣帶有隱喻意味----例如人蛇集團叫阿密說自己的家人全部死掉，象徵他一人抵達丹麥重新生活時，孤苦無依的滋味；另一幕記錄丹麥當局為他安排了翻譯者，但阿密說：「我們錯誤溝通了。」（”we miscommunicate”），折射出他感到不被聆聽或明白的困窘。
這種失語感，也許源自當地社會欠缺支援和同理心，使難民感到不被歡迎。在現實中，我們又可曾願意理解難民：一個與我們語言不同的異鄉陌生人？
前《眾新聞》記者、《紅磚危城》導演張凱傑曾說：「這幾年工作，你知道有些議題一定是『票房毒藥』，難民議題是其中一個。」如果我們想改變，不如始於香港。
長久以來，香港政策規定尋求庇護者不能工作，只能依賴政府一個月幾千元的資助過活。過萬宗庇護聲請之中，不足1％申請獲得批核。因為阿拉伯之春而受政治迫害、已留港十年的作家John Outsider，亦批評港府審查標準無理：「他們拒絕我的申請，說我可以在伊朗得到法律審訊、聘用律師及上訴。」
作為香港人，我們未必是土地的主人，但經歷這幾年後，已經深切感悟到要反對制度不公的重要。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讓難民的聲音被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