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些感覺和認知都是都是由《中國學生周報》啟發的。新年的利是錢，足夠讓我買整年的《中國學生周報》。我在紅十字會學校時已看《中國學生周報》，它是知識的搖籃，從中我認識了很多大名。電影的是杜魯福、高達；哲學家是沙特、海耶克、齊克果；新儒家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等。認識這些名字後，彷彿知道一套密碼，去圖書館或書店，就懂得往哪個書架走去。
讀書多了，對事物漸漸有自己的看法，很想表達，讓別人知道。於是投稿去《華僑日報》，當時的筆名很謙遜，叫「易凡」，看來都是有點自卑和自憐的心態。華仁也有校報《華彗》，水準很高。讀中二時，我投了一篇稿，當時的編輯是中六班的李國威（他與「中策組」成員李明堃同班），他約見了我，鼓勵我寫作。我也繼續嘗試，寫些文藝腔的文章，傷春悲秋之類。到中四，我已是《華彗》的中文編輯了。中五時，我開始評論時事和電影。當時《華僑日報》的主筆是李文，他的評論視野廣闊，我就以他的社論為藍本，半抄半作，好像很有自己的觀點。整個中學，我在《中國學生周報》的投稿一直沒中斷，有時事評論，有影評，有翻譯，寫影評用的筆名是七靈，有次還得到陸離的讃賞，加上編者按：「好影評」，教我開心了好一段日子；到中六，我已是《華彗》的總編輯。
如果沒有李國威的鼓勵，也許我的寫作道路沒那麼暢順。李國威是香港的拒絕聯考的小子，以他的能力，考入大學是沒有問題的，他就是討厭考試，拒絕了考試，在大學入學試期間拂袖而去，所以沒進大學。但他中英文都很優秀，在無線電視做新聞編輯。後來無線制度化，要求員工有認可學歷，但李國威沒有大學學位，管理層要他補回學位，他認為是奇恥大辱，感到很鬱結。
討厭考試的何止李國威？我也很受考試困擾。為了應付會考，每天都花上很多個小時來讀書，基本上是起床讀到上床，但感覺上總是讀不完。這個讀不完書的心理壓力，至今久不久仍然在夢境裡出現，真是十分荒謬。
當時排解困悶的方法是：每屆傍晚，便散步到灣仔紅燈區繞一個圈。酒吧門外站著很多吧女，我信步走過，看看新鮮的事物，就當是散心。
會考完畢，雖然未知成績，我已急不及待尋找別樣的生活。67暴動之後，香港社會仍然處於不穩定狀態，反殖民地統治的意識漸次醞釀。1969年，教育界發起了中文運動，連中學生都有份參與。名校的精英都蠢蠢欲動，非常活躍，由於當時有不少聯校活動，例如校際辯論比賽、校際戲劇節和科學展之類，這些學生領袖早已認識，有心人索性搞串連。第一次的「英雄會議」就在中環的公教進行社舉行。我跟著李業富去開會，第一次見識了學界的前輩，他們都是名校的領袖生，包括何燕飛、馮志強、關品方、李維鏗、黃玉珍等等。
這班領袖生在學校成績不但優秀，也很活躍，經常組織聯校活動，一起出席「英雄會」。當時組織力最強的是李業富，他統領我們（容志超／錢淑嫻／甄燊龍／雷子龍／馮志強／何燕飛）辦了一份刊物《學潮》，支持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我們一面在街頭派發刊物一面組織同學，又策劃論壇。我們曾經跟市政局議員黃夢花合作，落區老虎岩（現為樂富）搞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簽名運動。支持的同學也不少，靜宜女子中學的校長何冬青甚至讓我們進入課室，呼籲同學加入《學潮》中學生小組。
這個中學生小組的成員絕大部分是中文中學的學生，但領導的卻是英文中學的精英。中文運動是受到殖民地政策壓迫而形成。當時中文沒有地位，不是法定語文，會考也分開英文和中文會考，後者低一等，令中文學校的學生很反感。在六百多成員裡，佔了八成是中文中學的學生，大多來自右派學校：珠海、德明、靜宜、大同之類。暴動以後，左派學校對參與運動頗有保留。左校的政策是不容許學生參與運動，卻調整策略，重新部署，囑有讀書能力的學生轉入主流學校，讓他們有機會進入建制。我的一個堂弟本來讀漢華，後轉讀了玫瑰崗，然後考入理工學院，跟梁振英是同學。曾鈺成那類人物也如是，能夠讀書的學生全部轉讀名校，然後在大學潛伏，搞幕後統戰，所以有大專公社、大專服務隊那類組織出現，培育了不少人才，全是左派滲透大專院校策略的成果。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算是我正式參與的第一次社會運動，除了親自落區搞簽名，接觸群眾，我還有機會和政客交手。搞運動需要資金，我們便聯絡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當時他是相當高調地支持這個運動的。我們去他九龍塘的住所拜訪，生平第一次見識豪宅，算是開了眼界。後來又坐他的私家車去尖沙咀，對十多歲的青年來說，都是很新鮮的經驗。
最大的收穫，是學懂了組織群眾。我們在公開論壇派發「學潮」，招攬學生加入小組，有六百多人填回條子，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又沒有地方可以跟他們見面。後來我們想到找學聯，於是膽粗粗去聯絡當時學聯會長徐永祥，向他們借得位於農圃道的新亞書院，每星期天分批與同學見面開會，我和李業富打了一晚電話，逐個聯絡。有些朋友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例如前《大公報》執行總編輯雷競斌（人稱也叔），儘管大家今天政見南轅北轍，但識於微時，至今十分老友。我第一次認識崇基學生會的麥洛新，就是直接打電話給他借場地，由此相交四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