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一篇對美蘇角力的分析，這一篇會探討泛民與中央就今次政改進行談判的可能性。最後筆者會然後會比較古巴危機與香港政局相近和不同之處，以確立以古巴危機作參考的理據和限制。
那麼泛民有條件和中央談判嗎？
不幸地，泛民不但沒有成功談判的條件，甚至連拉中央到談判桌的條件也沒有。
道德壓力
要在道德層面上取得優勢，泛民必須要爭取到大部份市民認同爭取公民提名或無篩選是合理和正當、而理虧的是中央。同時也要得到大部份市民授權代表香港與中央解決問題。這就像當年甘乃迪極力爭取聯合國的支持、向蘇聯施加道德壓力一樣。其實佔中公投就是要得到這種道德優勢，可惜雖然有八十萬人投票，但這仍未足以使泛民爭取到壓倒性的支持，對中央施加道德壓力。而且中央面對泛民並不像蘇聯面對美國般的一對一較量。當年蘇聯唯一的談判對手就是甘乃迪，因為甘乃迪是美國的行政最高負責人、三軍總司令、掌握了所有的民意和行政權力，是美國的唯一代言人。但泛民掌握不了所有民意，也不是香港民意的唯一代言人。香港的民意代言人還有各政黨和中央在港建立或支持的組織等。這就是為甚麼中央在上個月可以完全不會見泛民。某程度上這反映出泛民未能成功動員，而根本原因可能在於大部份香港人其實並非十分熱衷於爭取民主或真普選。在這種環境下，泛民很難對中央施加道德壓力。而且最近的反佔中運動的力量已經差不多蓋過佔中的聲勢，減輕了中央在七一和預演佔中後所面對的道德壓力。反佔中所強調的反暴力同時令人容易將佔中與暴力畫上等號，進一步削弱了佔中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加上中央最近大規模抹黑泛民議員、真普選聯盟成員等，都令泛民難以在道德戰線上取得優勢。
武力威脅
筆者當然不是指運用暴力，而是在指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然而泛民其實沒有任何有效增加中央管治成本的手段（不是特區政府）。即使是佔中、罷工和罷課、甚至政改原地踏步（據聞中央很想通過今次政改），所帶來的影響也只局限於香港這個城市，不可能動搖中央政府在中國的管治。而且面對著一個應付過八九民運、文革的政府，單純以威脅手段不太可能有任何效果。但不知何時開始，社會上好像有一種氣氛，真心相信佔中和其他公民不合作行動是一顆真的核彈，是一個可以即時威脅中央在今次政改問題上妥協的手段。大家似乎忘記了佔中和各種公民不合作運動最大的威力不在於直接影響政府運作，而是令市民反思社會的問題，從而令更多市民關注和走出來向政府說不。公民不合作運動是一種長期移風逆俗去增加道德上的優勢並以此令政府妥協的手段。在這種優勢出現前，以增加政府運作成本方式去迫使妥協是不太可能。
雙贏條件和妥協
其實沒有第一和第二個條件，中央怎可能會與泛民真心對話？中央現在願意與泛民見面（說不上談判），很可能只是過埸、只是一塊遮羞布，讓事情變得好看一點，讓支持真普選的香港人覺得好過一點，避免做得太過份，迫狗跳牆，令民意大爆發，實為掌控民意之策略。甚至這可能是中央發動總攻勢前的拖延戰術，令泛民對鬆懈，然後突襲泛民。事實上，當年蘇聯主動向美國提出交換條件時，美國政府就曾懷疑這是否蘇聯的援兵之計。另外，值得主意的就是中央最近經常指出普選關乎國家安全，這一點在政改咨詢初期是比較小高調地提及的。希望這是中央與泛民坦誠溝通前的提示，而不是以此為藉口，為部分泛民中人妥協提供一個下台階，引誘部分泛民中人在狂烈攻勢下投降接受假普選方案。
政改之後，泛民和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何去何從？
總體而言，泛民完全沒有條件就今次政改與中央展開談判。其實泛民和香港可能並未預備好迎接民主。根本原因在於香港的民主化運動並不是一個全民運動、大部份的香港人都不是十分熱衷，這是先天缺陷。某程度上這與香港人現實、急功近利的文化有關。曾經聽過一位大學老師説：「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原本不是屬於香港人的，而是從英國人那裡移植過來的。」這就是説，因為香港人的文化中並沒有一段靠自己的努力和犧牲，在極權的手中爭取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歷史，所以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其實在香港紮根不深，而當英國人離開香港，這些質素會慢慢消失。（但香港卻有一段在艱苦中令經濟起飛的歷史，所以我們還會講獅子山精神）。同時，中港交流日增，大陸的官場和商業文化不斷地衝擊香港，亦加快這些質素的消失。要扭轉劣勢就需要改變香港人的文化風俗。這不會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是要經年累月，不斷承受打擊、傷害，才有機會收到些少成效的工作。但香港要有民主，就必須走過這個階段和下過這些工夫，令大部份的市民對民主有高度的理解和追求，否則，任何策略都會因缺乏大眾支持而失敗。
縱然筆者持悲觀的態度，但仍然希望泛民和佔中三子能夠在今次政改中一舉成功，為香港爭取到真普選，這是最好的結局。但就算今次佔中和其他不合作運動未能成功為香港爭取真普選，支持香港民主的同路人仍要繼續努力，改變香港人現實、政治冷感的文化。或許，就由改變我們自己開始，練成一種堅毅不屈、忍受苦痛的精神。這樣，在各種條件都適合下，香港將會爭取到到真正屬於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
以古巴危機作為參考的理據和限制
本文源於一個假設，就是如果佔中發生，中央政府與泛民和不少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的關係將會破裂。中央政府可能將來可能會著力將泛民邊緣化，而泛民和部分香港市民將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甚至爭取獨立。這種狀態會令政局進入惡性循環，後果難以預料。對於香港，這情況就如美蘇爆發核戰一樣，是災難性。
筆者相信各位都會認為古巴危機和香港現時的政治情況有相似之處。首先，兩個事件都是西方價值與共產價值的對抗。第二、雙方都處於劍拔老張的階段。如果人大不批准公民提名和無篩選這點出發，佔中無可避免。第三、甘乃迪當時面對的其中一個張力就是內部對於發動軍事行動還是運用政治外交手段去解決問題沒有共識，甚至出現競爭。同樣，泛民和香港市民也需要選擇以佔中還是以談判去解決普選的矛盾，而泛民內部和香港市民之間也（曾）出現激烈的競爭。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佔中三子、泛民、和香港市民也需要時刻評估中央政府的意圖和是否有談判的空間。
以古巴危機作為參考的限制大部份是源種情況的不同之處。首先，古巴危機中美國和蘇聯是平等的國與國關係。而香港和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是一種從屬關係。美蘇雙方的關係並沒有任何約作為基礎或限制，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這關係很有可能會限制泛民可以作出的選擇。第二，當時古巴危機只是一個短暫的危機、只有十三日。基本上是一種目標較為清晰和單純、比較技術性的單一危機處理行動。相對於香港，雖說如果人大今年不給予真普選就會發動佔中，但公民提名或現在的普選議題是自回歸起香港政制改革的關連發展，而且將來也會持續發展下去。所以，單純以古巴危機作為參考很有可能會略了將來的政制和中港關係的發展對現時的影響。第三、佔中是一種公民抗命的社會運動，而古巴危機是政治軍事行動。當中參與者所運用的理念、手段、和背後的理論基礎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影響到可參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