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正常人與殘疾人對立是一個幻覺，就像『2017一定要得』是幻覺一樣！」《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主編兼作者張馨儀笑說。「殘疾資歷」是張馨儀提出的新概念，書中結集精神障礙者與「正常人」書寫自己的「殘疾」故事，每個人其實在「精障者」標籤以外都有更豐富的身份，例如患強迫症的前記者、曾入住高街精神病院的老人、兒子患抑鬱症的媽媽，也有與精障者相處的教師、社工加入討論，戳破「精神病」的幻覺——抑鬱、燥狂、精神分裂等「病」，本來不過是人人也有機會經歷的痛苦狀態。
重新定義殘疾
社會普遍對殘疾者的理解，不是「好慘」，就是「勵志故事」，傳媒總愛描述殘疾者如何努力融入主流，「正常人做到我哋都做到」，但這種敍述並不是真正的平等，「在人們眼中，就是不要歧視精神病人，他們好慘，這都是用『正常人』的眼光，叫大家不要歧視『異類人』」，「當你將自己變成一個『正常人』，融入主流社會，其實都解決不了歧視的問題，只是在認同『正常人』歧視的原因」。
要打破負面標籤，便需要重新想象「殘疾」，張馨儀提出了「殘疾資歷」。「殘疾經驗是一個資源，可以推動社會變革，而不是需要正常人認可、要好好康復才有價值。」張馨儀問，為甚麼只有在哪間學院畢業、拿過甚麼證書，才是可以寫上履歷表的「資歷」？為何殘疾一定是缺陷？不同殘疾可以轉化成一種能力、一個條件，例如更熟悉無障礙設施、更明瞭他人的痛苦與需要。她認為，正面承認以「殘疾」身份活著的經驗，才可消弭歧視。
正視殘疾，也是解放、尋回自我。在撰書的過程，她曾跟朋友爭論應否在書中公開自己的姓名，她堅拒再躲藏，「以前很受壓、覺得不能公開自己的經驗，令我失去了過去，不能說自己的歷史，慢慢就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工具，變成面目糢糊的人。就算我能做到『正常人』，我不能用我過去的經驗去生存。」
張馨儀再解釋，書中討論的「殘疾」，不是醫學定義上的殘疾，不一定是聾、盲、肢障、精障，而是一種生存狀態。每個人都獨一無二，總會有不符合主流「正常」標準的地方，在新書發佈會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分享小時候被同學取笑他的哨牙，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邵家臻在書中坦承人生中的缺陷，所以張馨儀強調「每個人都有殘疾經驗，每個人都有資格寫一份殘疾資歷。」而愈寫下去，「正常」與「殘疾」的界線便愈益糢糊。
上月舉行第一場新書發佈會，張馨儀（中）與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右一），及其中一位作者劉頡偉對談。
被「疾病化」的痛苦
但現代社會單純用醫學角度區分精障者與「正常人」，張馨儀批評是濫用精神醫學，「醫療模式只是社會上其中一種選擇，不可以成為道德宣判者。」她指，香港社會信奉專業，精神科已經成了一種權力，除此以外的選擇，包括其他治療方式，永遠被邊緣、不被認可，更抽空社會脈絡，「本來這些精神困擾的狀態有很多個人、社會因素，但一開始接受治療，醫生的判決都是調教藥物、接受更多康復服務，沒有嘗試梳理（精障者的）社會處境，究竟是怎樣的背景令他有精神困擾？」
張馨儀舉教育界為例，學生一旦被界定為過度活躍或精神障礙，校方就會「將個波交俾醫生」，用藥物介入「控制」病情，從此學生就被標籤為病人，他的成長便被框在這個診斷之內。就像書中提及，2010年在校內跳樓自殺的中四生黃凌鋒，事發前有一天他走上天台，問老師「一粒石仔會否在3秒鐘內落到地下？」，便嚇得學校立即把他送進精神病院，認定這是自殺的徵兆。然而，那條問題可能不過是一個物理學問題。
張馨儀指，一旦接受自己「病」，開始接受醫生意見改變生活狀態，自主性就在醫患權力關係中失去。而困在醫學框架中，更令人漸漸不能檢視自己真實的身心狀態。張馨儀認為，其實「精神病是痛苦疾病化的結果」，人經歷到痛苦，心靈與身體作出反應，這些痛苦經驗經過醫學診斷，才被標籤成精神病。於是她在書中提出「去疾病化」，嘗試跳出醫學框架去梳理殘疾者面對的困境。
「究竟我不用藥，是怎樣的一個人？」
作為精障者，張馨儀對以上問題有深刻體會，亦親身實踐了「去疾病化」。她曾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會產生幻覺，覺得身邊的人在罵她；她停止服藥至今已10年。
16歲那年她在學校演講，第一次公開承認自己有精神病，但當時還在服藥的她，其實未有足夠心理準備去踏出這一步，抵受不了壓力，「病情」又復發。她於是開始思考，為甚麼服藥都仍然會復發，仍然感到痛苦，「食唔食都係咁」，「我是否一定要吃藥？是否一定要睇（醫生）成世？」
到了20歲，一位原本與她關係密切的中學老師，指感到太大壓力，與她斷絕來往。覺得被拋棄的張馨儀萌生自殺念頭，向醫生求助，卻又是被要求服藥。「究竟我不用藥的話，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她開始明白藥物根本不能幫她處理問題，出現幻覺是因為有些事情她不敢面對，包括羞恥感、不能接納自己，「幻覺其實是逼我去清醒，逼我去面對我不接納的地方」。於是她開始自行減藥，最後完全不服藥。
「醫學語言令我不自由，別人如何看我，很受這個標籤影響，我沒有一個真正認識自己的途徑。我13歲就開始看精神科，整個少年期根本都不能認識自己，每次不開心、有壓力，就俾粒藥我食。」服藥也令她的身體不自由，藥物的副作用破壞她的身體機能。反而戒藥以來，她愈來愈感到有力量，「再不是附屬於醫生診斷下的一個人」。
（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Facebook page圖片）
政策思維落後
書中除了關注個人思維的解放，也點出政策的落後、忽視個體需要。香港的殘疾政策千瘡百孔，殘疾津貼不足、就業困難、社區支援不足、無障礙設施落後等等，數也數不完。問張馨儀覺得最關鍵的政策缺陷是甚麼？她指出，每當問題牽涉精神健康，就等於醫療政策，這種政策思維便是最大問題。
她舉例，2010年發生葵盛東邨精神病人斬人案，社會開始討論實施「社區治療令」，強制精神病人於出院後接受社區治療。張馨儀指，首先香港的社區治療根本不健全，難以實行，更重要的是不應針對精神病人，「要處理的是暴力產生的問題，而不是精神病人控制病情的問題」，「精神病人＝暴力＝強制治療」的邏輯，只會帶來更多污名與歧視。
張馨儀又希望研究將「預設醫療指示」應用於精神科治療，讓精障者在清醒時預先選擇接受甚麼治療，或表明拒絕接受精神科治療，防止強制治療，減少濫用。
出版困難
但張馨儀提出的概念挑戰社會規範，令此書於出版過程中也遇上不少困難。《殘疾資歷》其實早於2012年1月開始籌備，原本是一個精神服康自助組織的計劃，最初概念近似自助手冊，但2年後該組織突然決定放棄，稱書本不符合其理念，至今未向張馨儀交代清楚原因。於是她改編成文集，交給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出版，終於2015年面世。
尋找有相同理念的受訪者和作者更為困難，有人想匿名，有人原本答應了，但最後因怕被老闆知道而拒絕，張馨儀要花不少時間與他們溝通。而她每一次解釋概念，總會遇到認為她是反對精神科的人，因為病人認為自己的痛苦是病徵，對他們說精神障礙不一定是病，容易令他們感到自己的痛苦被否定，很難接受。張馨儀說，這現象正反映了精神醫學的壟斷，「好像沒有醫學語言，就很難描述自己」。
可幸的是出版後，反應比預期中理想，收到不少訂購，也有很多人表示支持此書的概念，張馨儀直言是意料之外，更陸續收到不同人寫的殘疾資歷，期望有更多「正常人」寫下殘疾資歷，共同打破虛假對立。
另看：
〈戒藥十年之後：疾病化與去疾病化之間的縫隙〉— 張馨儀
記者：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