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忠誠反對派」有什麼出路？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又是否到了終結的時候？民主黨與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見面，以及劉兆佳隨後回應的「忠誠反對派」論，在政改後牽動社會對不論是民主黨，抑或是整個泛民主派的政治角色再次思考：究竟要向香港社會帶出怎麼樣的大陸政策？
無意個別針對民主黨去討論，畢竟，政治組織的作為，是政治思潮下的結果，而思潮自有其背景。今次民主黨會見馮巍，也是長期兩地互動的產物。自1980年代，形成民主派的過程，是與後過渡期北京聚焦於穩定香港民心的時期重疊；北京以懷柔姿態作出統戰，縱然八九民運嚴重打擊香港人信心，但卻沒有中斷北京在2003年前繼續對港示好的現象。
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政治上相信民主憲政和法治精神，價值觀上相信人與人的利益衝突，能夠平衡以及加以化解。無可否認從會見京官之中，投射出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方向；一方面希望大陸實現民主，也重視守約的共識規範，希望北京能夠實踐一國兩制的信約，認清市民不滿對香港的干預；另一方面，希望透過溝通，能夠平復中港矛盾，解說政改為何失敗，以及梁振英造成社會撕裂；相信能藉着溝通，撇清誤解，從而理順衝突。
在1907年，維新論者梁啟超與台灣的民權運動家林獻堂在日本相聚，兩人討論台灣向日本爭取更大自治的方向，梁啟超向林獻堂認真建言「台人爭取自由……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如今，我們也見到一種類似的邏輯，是希望北京能夠認清梁振英從中作梗的影響，用一種諍臣的角度預期北京自我修正；但問題是北京真的會自我修正嗎？
真的能以理想主義紓解北京嗎？
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北京以現實主義為主軸；縱然偶有委曲的狀况，但無非是暫息旗鼓，及後更大反攻。中國共產黨早就表現理想主義，以取得輿論和知識界的支持；面臨日本侵略，宣揚共赴國難，實則是延緩剿共步伐；二戰後，既連結「第三勢力」民主黨派，又對促成國共和談的美國加以親善，在民國制憲的過程中提出權力制衡的建議，針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建政後短時間，曾允許民營企業繼續存在；取得西藏後，又締結尊重既有習俗，支持西藏社會發展的協定。但歷史也同樣證明，當日與中共取得某種共識或站在同一陣線者，不論知識分子、第三黨派人物、國民大眾、少數民族，統統都成為中共集權、鬥爭下的犧牲品。
北京對香港的懷柔政策在2003年「7．1」後轉變。在九七前後，北京希望向國際展示香港順利平穩過渡，免於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而此後則涉入政治操作，再經過2008年奧運和世博等盛事年期後，由於勢力累積到一定程度，則放開顧忌全面介入：以商促政、經濟融合、規劃一體、維持不民主的政治框架……這一連串狀况，都為我們近年所清楚目睹。顯然，北京不是偶爾犯錯、一時失手，只要溝通就可釋除誤解重歸正道，而是長期步步進逼的格局。
真的能當「忠誠反對派」嗎？
再細心研究「忠誠反對派」究竟言之何物，劉兆佳倒直接表示「忠誠反對派」最少認同支持一國兩制和擁護《基本法》、認同基本法下的政治制度，日後甚至可能成為執政的一分子，而非旨在推翻現有制度。
可是，北京對一國兩制自作主張、對基本法僭建解讀，正正是這些年來中港矛盾所在，究竟劉兆佳要民主派支持什麼方向：是香港社會接受一國兩制所建基的信約精神？抑或北京詮釋下的五部曲框架、主權凌駕一切的看法？而當北京對港的干預，不僅僅來自於政治，更關乎經濟、社會、規劃等各方面，所謂「忠誠反對派」，又是否一邊保持在「公共政策」上秉持監察的職責，一邊又在政治路線上服從北京？
「溝通讓北京明白港情」沒有實質內容可言。歷史經驗證明了理想主義路線不可能，局勢研判上也看清箇中條件存有陷阱和矛盾，况且以大陸內部的維穩力度，我們難道看低北京的情治單位，在一河之隔掌握港情的能力，北京又哪有可能不明白香港的局勢和方向？若然北京能明白事理，雨傘革命以來一年已經給予北京足夠時間考慮，當中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既然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已經沒有實質內容，延續落去對香港社會只會弊多於利。一個真心卻空洞的溝通姿態，只會對核心支持者而言失望，對中間大多數的市民而言則沒有點清前路，對政黨和民間的關係則造成分化。在與梁啟超相聚後，林獻堂在台灣發動整整15回開設自治議會的請願，縱有個別一兩位日本國會議員出手襄助，均失敗而回；在當日半民主的日本，尚且無功而還，今日懇請專政的北京政權放下屠刀，又何異於緣木求魚？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原標題為〈「忠誠反對派」的陷阱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