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街工勞工組三名職員，年資合共35年。
王曉君（阿花），街工是她畢業後第一份工作，2008年起出任黃潤達議員助理，及後轉職會務幹事及勞工組幹事。
黎治甫（Billy），街工同樣是他第一份工作，至今服務9年。
譚亮英（阿英），2002年至今在街工服務16年，一直是勞工組成員。
街工「解散」勞工組事發至今仍未見解決跡象。街工會員「分裂」成兩派，一批支持梁耀忠，認為勞工組同事對外發佈不實訊息，傷害街工形象。一批則支持勞工組成員，要求梁耀忠正面交代事件。
記者直接問三人，到今日這一刻，會否希望留在街工？
阿花直接拒絕回答。
最資深的阿英選擇開口，他說，4月30日街工特別會員大會之前，「雙方」雖然意見分歧，但仍然算是君子。但會員大會之後，阿英感到的只有失望，一群年青、有理想、努力推動改變的會員，與組織核心的老會員出現嚴重分歧。阿英形容的一班資深會員，並不是正面處理勞工組事件，而是不斷指責他們。
阿花接著開口，她說 Billy 在特別會員大會前，在街工 Whatsapp 群組發了千字訊息，解說事件來龍去脈，「我睇到喊」，但會員回應寥寥。反之則是，在5月1日勞工組向公眾及傳媒公佈事件後，會員烽起在群組指責他們，並斥責支持他們的會員，「對街工徹底失望」。
阿英說，一個爭取民主的勞工團體，不是應該要用尊重、平等的態度對待每一個會員？
街工執委會目前成立了5人的專責小組跟進事件，勞工組三子曾與小組會面，不過他們感到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只是要「解決財困」，又促他們「向前看」。勞工組三子則希望與他們的「僱主」，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直接會面，「我地想分清楚啲是非，推動街工改革。」
阿英說：「我們從來都不覺得這個解散勞工組的決定，是真的因為組織財赤。」他認為制定籌款方案「解決」問題，是將一個不是事實的解釋延續下去，只是「做場戲」。
梁耀忠對外的說法，是街工面對一年70萬財赤，稱在今年5月31日後，無法支付包括勞工組三子等五名職員的工資。阿花極希望街工及梁耀忠能「還他們清白」，「勞工組一直都係用立法會提供予議員既營運開支，一年前搬出來只是額外多咗每月2000多元租金及數百元影印費。」根本不會突然令街工出現70萬財赤。
直到受訪當日的5月16日，勞工組三子仍未知道「可以做到幾時」，5月31日後是否會被「解僱」。
冰封三尺的，是路線之爭。
阿英認為，今年3月9日梁耀忠首次在執委會中解散街工勞工組。他們收到確實的訊息，是要透過解散勞工組省卻財政資源，用作於2020年立法會選舉工程之上。
阿英指，1985年街工參加選舉有三個原因：一是獲取議會資源，二是方便組織工人與街坊，三則是透過參與選舉揭露議會虛偽。阿英認為，街工本來參與選舉就是為了吸納工人組織運動，而只有議會外的組織力量才可以改變工人的處境。未來若果只重視議席，「議席比一切重要」是捨本逐末。
這個分歧，在阿英看來是種下已久。
阿英認為分水嶺是在2008年，前街工區議員尹兆堅離開。他指尹兆堅仍在街工時，擔任一個類近統籌的角色，連繫街工不同組織如議員辦事處、再培訓中心等同事溝通，亦會動員他們參與社會運動，彼此關係較緊密。
不過尹兆堅離開後，阿英形容各部門愈走愈遠、「分得好開」，街工整個系統近60至70名職員，甚少會參與社會運動。即便「春秋二祭」的五一、六四及七一，亦慢慢變得像是「籌款活動」多於社會運動。勞工組推動工人運動，走上街頭示威請願維權的工作，漸漸變得十分「異類」。
阿英認為，勞工服務不應該是街工的主要工作，必須參與政治運動，改變不平等的政治權力。
街工的分歧，在雨傘運動期間再次明顯出現。
阿花形容，當時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的職員相對不問世事。阿英指雨傘運動期間，葵芳辦事處有近一半職員幾乎並無參與。相反勞工組則全力參與佔領運動，在佔領區認識工友，傘後組成的香港廚師聯盟，都是雨傘運動期間形成的。
2016年立法會選舉，街工區議員黃潤達在新界西「接棒」失敗，內部曾進行檢討。當時認為街工在「根據地」外得票極低、知名度不足、傳訊工作亦欠佳。當時勞工組已計劃「自立」，搬離葵芳，專注勞工組職的工作。勞工組三子認為，這是承繼街工的傳統，進而將勞工議題政治化，把接到的個案轉化成議題，令街工工運的路線更為鮮明。
不幸的，這是發生「主持事件」。
第二資深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不欲處理主席選舉事宜離開會議廳。接任主持的建制派議員石禮謙，接連驅趕多名民主派議員，梁君彥順利當選主席。
阿花說，當時她身在廣西，立即找尋最快的方法回港。五小時的旅程，她不停流淚，「努力咗咁多年，有一鋪清袋既感覺。」
Billy的反應則是愕然，「完全想像唔到」。他說阿忠競選「超區」期間，不斷找朋友支持他，事件發生後，他的 Whatsapp 幾乎炸開，「覺得同30萬支持者交代唔到。」
阿英則形容，事件對街工是很大的打擊，梁耀忠是以街工一員的身份參選，街工形象難免隨之「大插水」。他直言無法預料阿忠連基本勇氣亦欠缺，對於梁耀忠事後稱是「秘書處誤導、堅持自己的原則」，阿英並不接受，「依家唔係學生會，係政治鬥爭，立法會既規則大家都知唔係真係咁公道。」他對阿忠最失望的，是始終沒有就事件道歉。
阿英自己亦有反省，認為會內應該要在事件發生前有足夠警覺，而議會內發生的事，不應只是阿忠的責任，而是整個會的責任。
阿英又提到一個細節。主持事件後，鳩嗚團到街工葵芳的辦事處示威，黃潤達安排他們到立法會與梁耀忠會面，當日在場的阿英，稱全程30至40人近乎「批鬥」梁耀忠，促他立即辭職。
那日的因，今日的果。阿英認為，跌入低谷的梁耀忠渴望再贏一次選舉肯定自己，這才是他認為為何會出現「勞工組財赤」問題。
勞工團體職員往往有一個慣性，便是工作三四年後，因工資過低、工時過長或「金屬疲勞」等離開。
甚麼原因令三人待了合共35年？
Billy 說，街工是一份「難得既工作」，有很大的自主空間，可以跟進他關注的公屋議題。
阿花形容，自己10年來在街工的工作，一直是一個延續、不斷發展中，並未有感到「重覆、煩悶」。
待在街工16年的阿英，形容在街工「做乜都得」，管理寬鬆，同事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所以做得好。」
Billy
5月18日，街工勞工組和食物環境衛生署街市助理工會到金鐘食環署總部抗議，爭取「街市助理」和「街市監察助理」同工同酬。
勞工組三子均有到場，阿英帶領工人行動，準備了「天秤」道具，寓意兩個職級的待遇不平等，阿花則負責在 Facebook 專頁直播行動。
梁耀忠亦有到場，但他表示要「趕往開會」，逗留不足10分鐘離開。記者就勞工組事件向他查詢，他稱「要開會，唔好意思」後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