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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組三子 35年年資 「對街工失望」

勞工組三子 35年年資 「對街工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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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街工勞工組三名職員,年資合共35年。

王曉君(阿花),街工是她畢業後第一份工作,2008年起出任黃潤達議員助理,及後轉職會務幹事及勞工組幹事。

黎治甫(Billy),街工同樣是他第一份工作,至今服務9年。

譚亮英(阿英),2002年至今在街工服務16年,一直是勞工組成員。

街工「解散」勞工組事發至今仍未見解決跡象。街工會員「分裂」成兩派,一批支持梁耀忠,認為勞工組同事對外發佈不實訊息,傷害街工形象。一批則支持勞工組成員,要求梁耀忠正面交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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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直接問三人,到今日這一刻,會否希望留在街工?

阿花直接拒絕回答。

最資深的阿英選擇開口,他說,4月30日街工特別會員大會之前,「雙方」雖然意見分歧,但仍然算是君子。但會員大會之後,阿英感到的只有失望,一群年青、有理想、努力推動改變的會員,與組織核心的老會員出現嚴重分歧。阿英形容的一班資深會員,並不是正面處理勞工組事件,而是不斷指責他們。

阿花接著開口,她說 Billy 在特別會員大會前,在街工 Whatsapp 群組發了千字訊息,解說事件來龍去脈,「我睇到喊」,但會員回應寥寥。反之則是,在5月1日勞工組向公眾及傳媒公佈事件後,會員烽起在群組指責他們,並斥責支持他們的會員,「對街工徹底失望」。

阿英說,一個爭取民主的勞工團體,不是應該要用尊重、平等的態度對待每一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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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工執委會目前成立了5人的專責小組跟進事件,勞工組三子曾與小組會面,不過他們感到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只是要「解決財困」,又促他們「向前看」。勞工組三子則希望與他們的「僱主」,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直接會面,「我地想分清楚啲是非,推動街工改革。」

阿英說:「我們從來都不覺得這個解散勞工組的決定,是真的因為組織財赤。」他認為制定籌款方案「解決」問題,是將一個不是事實的解釋延續下去,只是「做場戲」。

梁耀忠對外的說法,是街工面對一年70萬財赤,稱在今年5月31日後,無法支付包括勞工組三子等五名職員的工資。阿花極希望街工及梁耀忠能「還他們清白」,「勞工組一直都係用立法會提供予議員既營運開支,一年前搬出來只是額外多咗每月2000多元租金及數百元影印費。」根本不會突然令街工出現70萬財赤。

直到受訪當日的5月16日,勞工組三子仍未知道「可以做到幾時」,5月31日後是否會被「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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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三尺的,是路線之爭。

阿英認為,今年3月9日梁耀忠首次在執委會中解散街工勞工組。他們收到確實的訊息,是要透過解散勞工組省卻財政資源,用作於2020年立法會選舉工程之上。

阿英指,1985年街工參加選舉有三個原因:一是獲取議會資源,二是方便組織工人與街坊,三則是透過參與選舉揭露議會虛偽。阿英認為,街工本來參與選舉就是為了吸納工人組織運動,而只有議會外的組織力量才可以改變工人的處境。未來若果只重視議席,「議席比一切重要」是捨本逐末。

這個分歧,在阿英看來是種下已久。

阿英認為分水嶺是在2008年,前街工區議員尹兆堅離開。他指尹兆堅仍在街工時,擔任一個類近統籌的角色,連繫街工不同組織如議員辦事處、再培訓中心等同事溝通,亦會動員他們參與社會運動,彼此關係較緊密。

不過尹兆堅離開後,阿英形容各部門愈走愈遠、「分得好開」,街工整個系統近60至70名職員,甚少會參與社會運動。即便「春秋二祭」的五一、六四及七一,亦慢慢變得像是「籌款活動」多於社會運動。勞工組推動工人運動,走上街頭示威請願維權的工作,漸漸變得十分「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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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認為,勞工服務不應該是街工的主要工作,必須參與政治運動,改變不平等的政治權力。

街工的分歧,在雨傘運動期間再次明顯出現。

阿花形容,當時梁耀忠議員辦事處的職員相對不問世事。阿英指雨傘運動期間,葵芳辦事處有近一半職員幾乎並無參與。相反勞工組則全力參與佔領運動,在佔領區認識工友,傘後組成的香港廚師聯盟,都是雨傘運動期間形成的。

2016年立法會選舉,街工區議員黃潤達在新界西「接棒」失敗,內部曾進行檢討。當時認為街工在「根據地」外得票極低、知名度不足、傳訊工作亦欠佳。當時勞工組已計劃「自立」,搬離葵芳,專注勞工組職的工作。勞工組三子認為,這是承繼街工的傳統,進而將勞工議題政治化,把接到的個案轉化成議題,令街工工運的路線更為鮮明。

不幸的,這是發生「主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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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資深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不欲處理主席選舉事宜離開會議廳。接任主持的建制派議員石禮謙,接連驅趕多名民主派議員,梁君彥順利當選主席。

阿花說,當時她身在廣西,立即找尋最快的方法回港。五小時的旅程,她不停流淚,「努力咗咁多年,有一鋪清袋既感覺。」

Billy的反應則是愕然,「完全想像唔到」。他說阿忠競選「超區」期間,不斷找朋友支持他,事件發生後,他的 Whatsapp 幾乎炸開,「覺得同30萬支持者交代唔到。」

阿英則形容,事件對街工是很大的打擊,梁耀忠是以街工一員的身份參選,街工形象難免隨之「大插水」。他直言無法預料阿忠連基本勇氣亦欠缺,對於梁耀忠事後稱是「秘書處誤導、堅持自己的原則」,阿英並不接受,「依家唔係學生會,係政治鬥爭,立法會既規則大家都知唔係真係咁公道。」他對阿忠最失望的,是始終沒有就事件道歉。

阿英自己亦有反省,認為會內應該要在事件發生前有足夠警覺,而議會內發生的事,不應只是阿忠的責任,而是整個會的責任。

阿英又提到一個細節。主持事件後,鳩嗚團到街工葵芳的辦事處示威,黃潤達安排他們到立法會與梁耀忠會面,當日在場的阿英,稱全程30至40人近乎「批鬥」梁耀忠,促他立即辭職。

那日的因,今日的果。阿英認為,跌入低谷的梁耀忠渴望再贏一次選舉肯定自己,這才是他認為為何會出現「勞工組財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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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團體職員往往有一個慣性,便是工作三四年後,因工資過低、工時過長或「金屬疲勞」等離開。

甚麼原因令三人待了合共35年?

Billy 說,街工是一份「難得既工作」,有很大的自主空間,可以跟進他關注的公屋議題。

阿花形容,自己10年來在街工的工作,一直是一個延續、不斷發展中,並未有感到「重覆、煩悶」。

待在街工16年的阿英,形容在街工「做乜都得」,管理寬鬆,同事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所以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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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y

5月18日,街工勞工組和食物環境衛生署街市助理工會到金鐘食環署總部抗議,爭取「街市助理」和「街市監察助理」同工同酬。

勞工組三子均有到場,阿英帶領工人行動,準備了「天秤」道具,寓意兩個職級的待遇不平等,阿花則負責在 Facebook 專頁直播行動。

梁耀忠亦有到場,但他表示要「趕往開會」,逗留不足10分鐘離開。記者就勞工組事件向他查詢,他稱「要開會,唔好意思」後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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