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前雷鼎鳴接受建制派媒體訪問，力言中國要以戰止戰，以牙還牙，令特朗普感受到痛楚，他才會收手。對於中美貿易戰，雷鼎鳴數月前亦曾於報章撰文，借1971年姜大衞的《新獨臂刀》，說明美國要遏止中國發展，成功機會甚微。
恰巧七月初，網上流傳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分析貿易戰的一篇文章，是他在2018年畢業典禮上的講稿。當中對政治、經濟和金融有跨領域、並且鞭辟入裡的分析，相比之下，雷鼎鳴的講法便太過想當然，說服力顯得疲弱了。
雷鼎鳴在《假如美國發動貿易戰》中指，若美國發動大規模貿易戰，中國必定會回敬美國，對美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施以重稅。中國固然有損失，但美國一樣得不償失，甚至頗為吃虧。但李曉教授從手上的籌碼去看，一點也不樂觀：
「去年，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為1300億美元。前不久中國自衛性地反擊了美國，徵收美國500億美元商品的25%的關稅以後，川普又下令加徵了我們2000億美元，然後再準備如果中國反擊，會再加增2000億美元。這是個簡單的算術問題。去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約5000億美元，現在兩個2000億加上一個500億，他動用了4500億，還剩下500億美元左右的額度。而我們已經動用了500還剩800億，美國追加的這2000億，我們跟不上了。如果我們也同額度回擊，不僅是將從美國的進口商品清零，而是負進口了，理論、實踐上都是不現實的。這是美國對中國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為，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對美國市場依賴太深。」
有趣的是，雷鼎鳴在文章後半部，話鋒一轉，又從美國的立場出發，表示貿易赤字本身不一定有害---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處理方法不外是儲起來、拿去美國投資或買債券，最終都逃不出美國的五指關。但李教授認為，這個商品美元還流機制，正是中國的悲劇所在——中國對「美元體系」產生嚴重的依賴：
「美國人非常清楚，如果我們的美元儲備大幅度減少，那麼人民幣發行的信用基礎就會出問題。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賺取外匯的能力也將受到影響。由於中國是典型的「貿易國家」，本幣不是世界貨幣，不得不將貨幣信用寄託在其他貨幣比如美元身上，而且國內的經濟發展、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包括大國外交、「一帶一路」都需要大量資金，因而外匯儲備規模對中國而言格外重要。」
偏偏中國的外匯儲備狀況也不容樂觀，根據李教授估算，約為1.9萬億美元的淨外匯儲備---比2013年2.96萬億美元的減少了近30%——有80%以上是外資企業擁有的，貿易戰若導致三成外資撤走，即總數又要再減少5000億美元左右。
由於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巨大實力差距，李教授叮囑國民切莫有盲目自大的情緒，或所謂「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傾向。他認為中國人要對過去好多理論做認真的反思，包括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開放的本質是什麼？是我們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開放，或者說是我們主動地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去，並因此成為該體系的最大獲益者。」不過，這是有代價的，李教授相當清醒，他認為中國已自然成為該體系風險、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但是發展到今天，美國人認為這個體系讓中國人佔盡了便宜，自己卻吃了很大的虧，不再願意同我們玩下去了[…]美國不再願意同我們分享他所主導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安排，這必然對我們今後所有的經濟理論及其研究帶來巨大挑戰。」
美國要打殘對手，意圖明顯，雷鼎鳴在《中美科技貿易戰誰勝誰敗？》中卻對中國充滿信心：「搞科技要資源與人才，中國兩樣都有。資源的根本來源是龐大的市場，中國國內的市場在不少領域上比美國更大，巨大的潛在利潤可以提供強烈的誘因促使科技公司多投資在研究之上，而且中國人口眾多，容易發展出大數據的優勢，這些都是中國科技能一日千里的重要原因。」
李教授的想法完全不一樣，他以嚴肅的態度和學者的智慧，向中國的主事者和人民提出三個極需克服的難題：
第一，中國忽視對美國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的深入研究，容易出現誤判，甚至出現錯判。
第二，忽視對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進而對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研究很少，進而缺乏對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入理解。事實上，「中國威脅」是美國近些年來的焦點話題，而且實際上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共識。
第三，忽視對美國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權方式、機制等問題的研究。這導致我們經常以工業化國家的視角去認識後工業化的美國，以「貿易國家」的立場去對待「金融國家」的美國；相應地，在此過程中又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的成就來定義自身國際地位的一種幻想。
李曉教授的這篇文章，就像為拆解雷鼎鳴的迷思而設。我們未必要盡信，但至少他本著實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向被民族主義沖昏頭腦的人澆冷水，在一個保守而封閉的國度，實在彌足珍貴。相比之下，曾聲稱佔中蒸發3500億的雷鼎鳴，就未免和民粹主義太親近了。李教授在文章中說：「我們的某些媒體是極其不負責任、不專業的，經常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忽悠民眾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