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林鄭上月在北京出席論壇時表示，香港有具深度和流動性的資本市場，可提供私募基金直接融資或通過上市籌集資本的渠道，有助推動科技成果作商業應用，形容大灣區有望成為「東方矽谷」和「同時具備矽谷和華爾街的城市群」。黃之鋒其後在Facebook 諷刺林鄭：「上不到Facebook的東方矽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的東方華爾街。」
林鄭可能會話，大灣區包括香港，而香港正是上到Facebook、貨幣可自由兌換的國際城市，擔任樞紐的角色。她在四月一日出席明報「香港再定位」的論壇時便強調，香港是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可以為科技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資金。這番論調了無新意，而且反映林鄭政府對「國際金融中心」的理解非常片面，滿足於搬弄一些主流的經濟觀點，完全沒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把握香港的戰略地位和價值所在——免受中國人治干預，乃香港和國際社會締結契約的首要要求，也是香港造得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憑據（可參考筆者的《令香港倒退的舵手 — 林鄭月娥》）。林鄭毫不猶疑地推動《逃犯條例》修訂，摧毀法治根基，其實正斷送香港最寶貴的無形資產，宣布特區提早變成國內城巿。荒謬的是，林鄭犯下大錯，自我感覺卻依然良好。
(2)
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夏準在其著作〈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中提到，打從80年代開始，衍生性金融商品興起，但由於太錯綜複雜，難以監管，加上英美兩國帶頭推行放任市場政策，金融市場逐漸背離促進經濟健康發展、造福人群的原意。「說衍生性金融商品是給人避險，就好比說賭馬是給馬主規避馬跑輸的風險」。「新金融」沒有令市場更有效率、更穩定，反而使金融體系變成禍患百出，金融業者得以殘民自肥，炮製更多資產泡沬，代價再由社會去承擔。零八年金融海嘯正是一個深刻的教訓，香港也深受其害。全球QE救市，資金卻湧入樓市和股市，導致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狂飆。資產階級的財富水漲船高，但一般打工仔女，以及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薪酬無明顯增加，金融亂局的後遺症加上地產狂潮，造成產業空洞化和單一化，更大大剝奪新一代向上流動、改善生活條件的機會。
林鄭為官多年，更當上特首，只知金融中心之利，而不知其弊，並無採取適當措施，紓緩貧富懸殊之禍害，整治金融連帶地產市場的長期壓榨行為（例如強積金）。縱有歷史因素和結構性問題，不能單單歸咎於她，但她也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例如任發展局局長時，林鄭降低強拍門檻，益大發展商，損害小業主）。不過，林鄭強推「送中條例」，比起她過去的所作所為，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造成之破壞，無疑更巨大，更徹底，更無可修補和逆轉；而且，受損的不獨是香港人的福祉，更包括林鄭的頂頭上司。
(3)
「送中條例」牽連甚廣，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不久前便發表聲明，批評港府的做法，認為會破壞香港作為商業中心和法治社會的聲譽。英國外交委員會同樣感憂慮，擔心香港走向「一國 1.5 制」。金融界的David Webb，則直言擔心中國利用《逃犯條例》打擊商業上的競爭對手。Webb估計外國政府及跨國機構有可能向民眾和職員發出「訪港警告」，影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資深中國組記者胡力漢則表示，一旦修例成功，香港的「安全屋」效應消失。新聞工作者承擔的風險，正令部分國際傳媒考慮將亞太區總部撤出香港。
如此風聲鶴唳，林鄭仍一意孤行，有恃無恐，顯然修例一事，就算不是習近平下達的命令，起碼也得到其首肯。但習近平為何要這樣做，難道他不怕美國翻臉？無疑，中美兩國關係緊張，貿易戰的戰火未知何時平息，華為公主又落入對方手中，習近平有可能藉「送中條例」向美國還以顏色，但這等於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成籌碼，拿上枱，跟美國賭一鋪。
須知道習近平有一個強國夢，香港得享特殊待遇，也在於她對中國有其他國內城巿所無的歷史、地理和文明條件，有助中國領導人實現其治國大計。當中最重要者，是提供一個國際資金的停泊港，讓不同勢力和背景的人士在法治的防火牆下做生意、搵著數，包括數目驚人的地下經濟活動。「送中條例」出台，令美國的官民暴露在無法估計的政治風險中。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為了避險，美國政府完全有理由啟動「撤出」香港的程序，(局部)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扶植台北或新加坡等地方，讓美資在免於受政治迫害的情況下做中國富人的離案生意。若美國打壓香港，試問林鄭口中能為中國的科技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資金，從何而來？
不要忘記，前海尚未搞得起，有「中國曼哈頓」之稱的天津于家堡金融區更加搞唔掂。除非中國放棄借助外國的資金和先進技術，實現大國崛起之夢，否則，得天獨厚的香港，在可見的將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地位不能被抹煞，而保住其法治，令習近平的權力在香港受約束，吊詭地最合符習近平自己的利益。習近平急於修例，徹底改變中美港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和勢力平衡，便有理由相信是出於對國際形勢之誤判。
(4)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在2018年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從中美貿易戰必須學到的教訓》中提到：
「中美貿易戰，尤其是「中興事件」不啻為一劑強烈的清醒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巨大技術差距。事實上，我們在許多核心技術領域與國外的差距十分巨大。」
「中國忽視對美國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的深入研究。自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貿易爭端，再到今天，我們對美國的判斷屢屢失誤。」
「中國崛起的性質是『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我認為這是很冷靜、理性的一個結論。一些人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為了取代美元，我反對這種觀點。我的研究結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取代美元，『美元體系』在短期內是無法被替代的，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減少我們在『美元體系』中的風險和成本。」
而近來的對外談判中，中國政府的務實理性力量似乎意識到之前的問題，在面對特朗普時也願意作出讓步，顯露有了「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覺悟；幾日前，中方又同意削價三分一，換取大馬恢復東海岸的鐵路工程---該工程為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基建項目之一。同樣道理，林鄭就算不考慮法治對香港人有多重要，但作為習近平的下屬，亦絕對有需要向上司分析清楚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煞停修例方是上策，就像曾蔭權當年那樣頂住上頭壓力，為大局著想，向中國領導層進諫，遊說對方改變初衷。（可參考筆者的《林鄭不踏足美國，代表乜？》）要不然，林鄭便是嚴重失職，他朝出了岔子，定會被中國領導層追究責任。
林鄭失敗之處（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