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發動罷工，有親建制人士指責他們是「逃兵」。
香港沒有服兵役制度，所以我們對「兵」的想像多數來自古代小說、電視劇或電影。故事裡的士兵形象忠誠、勇敢，就算是落敗的士兵也要死得轟烈，因此逃兵是懦弱的表現，不能接受。 然而，我們對故事裡的士兵有勇敢、忠誠、願意犧牲自己的期望是因為我們擁護同一個立場，假設侵華時有日本皇軍因為不認同屠殺中國人而違命逃走，我想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苛責這位「逃兵」。「逃兵」是一個比喻，但引用比喻的人沒有提出「兵」的隱藏意義—士兵是以民族為單位，所以美國人不會為新加坡服兵役。
「逃兵」的比喻其實有民族色彩，問題是醫護想當誰的「兵」？政府中門大開的「抗疫措施」讓香港醫院充斥來自內地的病人。正如美國士兵不會為守護中國犧牲性命，香港人是否願意無條件為內地人犧牲性命？醫護罷工，原本的爭論點只在於討論醫護的專業道德之上，諷刺地「逃兵」之說其實提醒了我們一個久違了的本土爭論—香港人應否無條件地服務內地人？「香港人優先」應否是香港的治理原則﹖資源緊張的香港的醫療系統幾近崩潰，公帑花在超支基建卻縮減醫療開支，本來就怨聲載道，這次內地潛在病者湧入讓情況雪上加霜，不但將病帶到香港，更讓香港人未必可以得到適切的治療。建制派越要用「逃兵」來批評醫護，越會製造大量矛盾，包括中港矛盾。
醫護人員不怕肺炎，他們只希望政府封關，封關後他們就回到崗位，「逃兵」之說其實無從說起。「逃兵」的指責反而提醒香港人作為「兵」要思考誰是真正的服務對象（香港人還是特區政府／內地人），以及如何應對不公不義的命令（中門大開的不義措施）。
同理，陳建波反對封關的理由是「大家一家人」，跟「逃兵之說」同樣製造矛盾。家人有事也會自願隔離，免得累及家人。死不封關，更令人懷疑他們是否「家人」。
「反送中」運動已經過了半年多，運動目標主要是特區政府與警暴，中港矛盾在這場浩大的運動中未有佔有主導位置。然而，中港矛盾從來沒有解開，本土意識也早已轉變成不同方式生存，甚至更有活力。醫護罷工不是一場本土運動，但可能證明了本土意識已經無處不在，建制派任何民族論述都已經不管用，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明顯還是隱晦。
中共已經失去了好幾代人，不能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