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是這一年來創造的抗爭語言﹐但其實國家的外交政策本身就是「國際線」﹐也是被學者研究多年的陣地。中國的經濟實力的速度與潛力早已經是世界共識﹐問題在於全球各國怎樣看待這個崛起的大國﹐而迅速崛起的中國又如何讓其他國家放下戒心、衷誠合作。讓我們梳理歷史脈絡﹐再審視當下局勢。
李光耀說中國
李光耀可謂國際政壇上的巨人﹐當年他被問及他怎樣看中國要成為全球第一的策略﹐就認為二零零六年央視製作的《大國崛起》就是中共替中國發展定調、為精英階層製造共識的紀錄片﹐重點訊息是要中國避免重蹈德國及日本的覆轍﹐在經濟冒起時挑戰全球秩序。李光耀讚賞這識見﹐因為中國要持續高速發展不能與強國反面﹐說到底其經濟不能獨立﹐入口與出口皆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因此﹐他認為「和平崛起」乃重要方針。他說﹐曾經有一個年屆七十的中共領導人問過他是否相信中國能夠「和平崛起」﹐他說相信但有一個重大的疑問（或警告）：他們那一代領導人經歷過抗日戰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及開放改革﹐應該深深明白在中國要健康崛起得避開大量陷阱﹐因此內部需要穩定、對外需要和平﹐但現在中共對年輕人灌注太多國家驕傲與愛國主義﹐這些都是不穩定的源頭。李光耀還提到兩個重點﹐第一、中國要發展就要吸納外國人才﹐不能故步自封；第二、中國在帝國時期無需要顧及其他地方的發展狀況﹐與今日的大環境不同。換言之﹐中國沒有當下的大國經驗。
不能重蹈德國及日本的覆轍也是鄧小平的遠見﹐「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就是他在九十年代初為中國發展所訂的大方向。當中國有機會成為世界領導者﹐就要在發展過程避開以前德國及日本的霸主形象﹐因此才建議「善於守拙、決不當頭」。然而﹐值得一讀賀照田的分析《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他指由九十年代初至今﹐「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2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政治概念﹐後來習近平加入「文化自信」而成為「四個自信」）是對「與國際接軌」（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流行論述）的告別；當「負責任大國」則是對「韜光養晦」的告別。離開了鄧小平的發展方針﹐中國就得面對李光耀提出的四個發展難題：一、如何與全球和平共處；二、在對中國年青人灌注國家驕傲與愛國情緒後如何面對穩定；三、如何吸納全球人才；四、如何在沒有照顧全球大勢的崛起經驗下﹐應對危機處處的國際壓力。
由經濟崛起到純經濟思維
胡錦濤說「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但按賀照田的分析﹐維穩任務交到中低層官員時﹐重點觀念乃「能用人民幣解決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人民幣解決的是敵我矛盾」。換句話說﹐可以用金錢解決的就用金錢解決﹐金錢解決不了的﹐暴力就是唯一答案﹐因為對敵人無須手軟。賀照田指﹐這概念反映維穩一線當事人多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理解思考現實中的問題。然而﹐這種思考模式未必只限於維穩任務﹐可能也適用於外交思維。
中共在二零一三年開始倡導「一帶一路」﹐那時已經有聲音指會是中國式帝國主義。中共當然不會同意﹐因為中共只會認為那不過是「中國模式」的和平發展﹐可以做到與中亞、非洲等國家「雙贏」的局面。這種區域的經濟整合其實不過是中共經濟擴展邏輯的延伸﹐中共一直以經濟合作發展為名﹐參與（或插手、干預）其他發展計劃﹐例如原先由東南亞十國組成的東協變成「東協加三」﹐即加入中國、日本及南韓。中國以經濟冒起﹐開始時並沒有引起其他亞洲國家的戒心﹐或者就算有戒心﹐都懂得在全球新局勢下玩左右逢源的遊戲。國際關係學者陳思德（Steve Chan）在分析亞洲如何看待中國的軍事實力冒起時﹐發現亞洲國家沒有如現實主義所（realism）預測般在軍事上聯手對抗中國以達至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因為亞洲各國的軍事開支沒有增加﹐部份更有減少的趨勢。他的結論是亞洲各國在軍事上傾向依靠美國﹐但在經濟上卻靠攏中國﹐左右逢源。經濟靠攏有其好處﹐但如果不自量力或者過分依靠就只會適得其反。「一帶一路」表面風光﹐但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國家卻因此負債累累﹐前者更要將其深水港Hambantota「租借」給中國。中國的這種外交、發展方略被稱為「債務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背後含意就是新式的帝國主義。「租借」Hambantota﹖香港人不會不知道「租借」的意思﹐中共也不可能不知道。
這種「債務陷阱外交」可以為中共帶來對外的和平嗎﹖近年很多國家已經開始意識到「一帶一路」可能是糖衣陷阱﹐紛紛要求退出。馬來西亞擺置了兩個「一帶一路」相關的基建項目；尼泊爾、緬甸皆擱置了相關的水電基建項目；巴基斯坦取消了巴沙大壩建設項目；非洲坦桑尼亞則廢除了與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方案。退出﹐可以是心存怨恨﹐例如巴基斯坦取消的大壩工程就是因為中國的強硬融資條件。
用人民幣製造敵人
「能用人民幣解決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人民幣解決的是敵我矛盾」是簡單的二分法﹐現實是很多問題不可能用錢就能解決﹐因此國際關係才會討論「軟實力（soft power）」。因此﹐外交策略上的純經濟思維到樽頸就會踫壁﹐中共就會傾向視不合作為敵我矛盾。再者﹐「債務陷阱外交」說到底就是赤裸的講金不講心﹐而且就算講金﹐也沒有真心打造雙贏局面﹐那末純經濟的外交思維不可以長期維持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而當人民幣失去魔法﹐過去的盟友就會變成敵人。
「債務陷阱外交」讓合作國家負上巨債﹐但當仇恨已生﹐就難以回頭。以巴基斯坦為例﹐外債讓政府喘不過氣來﹐本地已經有極端份子發動恐怖襲擊﹐目標是駐巴基斯坦的中國領事館﹐據說意圖是要破壞「一帶一路」的重點計劃「中巴經濟走廊」（CPEC）計劃﹐反映本土的反對聲音漸趨旺盛。另一方面﹐政府債台高築﹐只好向其他國家尋求援助﹐結果中國作為其中一個主要債主﹐以半贈款半貸款的方式援助巴基斯坦﹐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不可能消解人民對中國的質疑。面對與巴基斯坦合作的樽頸﹐中共的策略是什麼﹖在巴基斯坦政府取消了巴沙大壩建設項目後﹐中國突然以貪腐為由取消三項CPEC道路工程資金﹐明顯是報復。關係緊張的源頭並不是巴基斯坦本身﹐而是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逼得太緊——人民幣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人民幣本身在製造問題；如果不能用人民幣解決的是敵我矛盾﹐中共的純經濟外交思維就是在製造敵人。中共不會承認自己有問題﹐因為手握經濟強權來打壓敵人是乾脆直接的手段﹐也毋須正視自己的問題。換句話說﹐所謂的敵我矛盾不過是自欺欺人。
「債務陷阱外交」下的「一帶一路」不會是區域發展的答案，而且只會逐漸失去吸引力。「一帶一路」的願景在開始時還有吸引力﹐但經過六年的進程後﹐這願景失去魅力﹐中國式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變得更真實。除了上述的「債務陷阱外交」﹐不少批評都指「一帶一路」雖然初期有不少成果﹐但願景越來越模糊﹐例如希臘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就有過類似批評。事實上﹐中國的海外投資增長有下跌趨勢﹐中國的海外投資的按年增長在二零一六年開始一直下降﹐由二零一六年的49.3%逐步下跌到二零一八年的13.6%﹐在二零一九年也看到有持續下跌之勢﹐即是連力度也大不如前。
沒有真心打造雙贏的環境﹐海外投資增長越來越少﹐「北京共識」的吸引力與力度都已經大不如前﹐經濟靠攏的吸引力也因此而減退。當環球經濟無風無浪﹐中國的帝國主義總會讓殖民地嚐到甜頭﹐但當前疫情正打擊全球經濟、中國要面對貿易戰的壓力﹐殖民地不要說嚐甜頭﹐更可能要倒過來透過吸納過剩產能來為帝國服務。這也許正是中國近來招來怨恨的重要脈絡。
這種帝國主義不好走﹐遇到反撲也許只是遲早的問題﹐但中共至少可以更克制地走﹐或者遇到反對聲音時可以顯得更包容﹐而不是單向的升級與高壓立場。這原本應該是中共要打的「國際線」﹐但成績明顯不及格。回到李光耀的分析﹐中國沒有處理各種國際關係的大國經驗﹐踫壁的機會自然高。「中國（Middle Kingdom）」過去就是以中國為本位的天下思維﹐因此西方列強的出現對滿清政府是一場震撼教育。由天下唯我獨尊到被西方欺凌﹐再躍成為強國並與其他國家打交道﹐中共選擇的卻不是學習﹐而是想盡辦法回頭到天下思維。
天下的意識形態
中共不會承認中國的發展方略本質是「債務陷阱外交」﹐更加不會認為自己以人民幣欺壓他國﹐因為中共近二十年開始發展一套自我感覺良好的說辭—「天下體系」／「天下主義」。趙汀陽在二零零五年的發表的「天下體系」瞬間被受注目﹐因為趙透過詮釋中華文化三千年前開始形成的天下理念﹐塑造成一套「新的世界觀和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以便能夠按照世界本身的目的去理解世界」。這套學說視西方思想所建構的秩序為他者﹐尤其是國際關係的基礎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讓我們身處的虛假的「全球化」。因此﹐中國傳統的「天下」思想才是貨真假實的世界主義﹐乃解決全球當前問題的靈藥。
在趙汀陽提出「天下體系」的同一個時期﹐大量德國右翼法學哲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論著被翻繹成中國﹐延續當年已經維持好一段時間的「施密特熱」。根據李宇森的分析﹐「施密特熱」在九十年代開始﹐是在八九民運後中國新左派回應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學術熱潮。施密特的著作有近一百年歷史﹐主張一種「決斷國家主義」﹐認為去政治化的法律秩序只會削弱國家政治能量。施密特提出的其實並不是一種政治哲學﹐而是政治神學。借Heinrich Meier的說法﹐真理的起源是唯一具有決斷性的﹐（宗教的）啟示可以為免除人類自行仲裁提供堅實的保障。施密特在其著作《政治神學》提出了「主權者決斷」及「例外狀態」兩個概念﹐指「國家主權」在「例外狀態」中凌駕於憲法之上﹐這種說法無疑將「國家主權」提升到神的層次。無獨有偶﹐趙汀陽在二零一六年出版《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將中國處理成一個具有神性的存在。
「天下體系」與施密特的思想都不能三言兩語地概括﹐我也讀不通這些艱澀的理論﹐但在中國的近代史中﹐中國由對國學有無比的自信到清朝的信心危機﹐然後有晚清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強倡議﹐而現代的「天下體系」無疑是一種復古。所謂的「天下體系」世界觀﹐到最後還是回到唯我獨尊的大中國心態。由管治者到學者﹐中國由上而下都被這種大中國思維所鼓勵﹐不屑打「國際線」﹐其「債務陷阱外交」因此顯得更赤裸﹐而全球各國也不難感受到中國的野心。
由全球靠攏到全球圍堵
港版國安法的推行﹐逼使各國開始以各種方式反制中國。全球對中國的戒心想必不是單純因為港版國安法或者新疆的狀況所激發﹐因為中國只是一步一步走向野心的帝國之路﹐而全球各國則希望在帝國還未成形前、以自保的前提下在獲得最多經濟利益﹐所以盡量不得罪中共。這是國家的本性﹐當希特拉在一九三八年對捷克虎視眈眈﹐英國時任首相張伯倫還是不相信希特拉的野心﹐在完成「慕尼黑協定」後還要興高采烈回英國邀功。
如何判斷帝國是否成形﹖「北京共識」挑戰「華盛頓共識」；「一帶一路」有如德國在一戰前引起英國的疑心的巴格達鐵路；中國對香港收緊自由﹐有如六十年代的蘇聯；對香港及內地的監控有如George Orwell筆下的《一九八四》……以歷史為鑑﹐中國的帝國野心一步一步地展露給全世界。要自保了嗎﹖英國棄用華為5G、日本政府出資資助中國內地的日本企業撤離生產線、越來越多國家取消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議……當經濟靠攏有現實的危險﹐大國就不再可能與中國有衷誠合作﹐就算沒有公開表明對抗﹐行動卻最真實。資本本無疆界﹐但只各國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對抗行動會嚴重阻礙中國的資本向外尋求增值的空間。換言之﹐就算各國明言開戰﹐實際上已是一種「軟圍堵」。面對全球的「軟圍堵」﹐資本無法再暢通無阻地流通及增長﹐中共的經濟增長如意算盤再打不響。如果中共再走錯一步﹐更有可能將這種「軟圍堵」升級﹐例如刺激全球罷買等等﹐一切就不能回頭。
某程度上﹐中共正面對發展的最重要轉捩點﹐如果全球各國越來越無法與中國衷誠合作﹐中國的經濟發展受損﹐向中國靠攏的吸引力就會更低﹐啟動惡性循環。中國由開放改革開始﹐經歷了近三十年計的經濟美夢﹐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被拋諸腦後﹐年輕人有太多國家驕傲﹐於是更加無法冷靜觀察與分析中國當前的局勢，因為中國在人民幣解決不了的敵我矛盾中不可以敗陣。結果﹐國家驕傲堵住了中共的退路﹐歷史可能會再輪迴。
《經濟學人》上期頭條文章是《China v America: Trade without trust》﹐基調就是利用圍堵去改變中國。歷史的拐點也許就在面前﹐中共也許應該重新細味鄧小平的思考與李光耀的警告。然而﹐歷史總是重複的﹐因為人類總會重複犯錯。
參考：
•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Interviews and Selections by 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 Blackwill, with Ali Wyne)
• 《當中國深入世界—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 （鈴木將久主編）
• “Looking for Balance” (Steve Chan)
• 《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梁治平／《思想》：40）
• 《廿年未衰的中國學界施密特熱潮，從何而來？劍指何方？》（李宇森／端傳媒）
• 《中國不需要這樣的「政治」和「主權者決斷——「施米特熱」和國家主義」（徐賁／《二十一世紀》：51）
• 《思想香港》（羅永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