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寂無名組織者的文字並沒有半點光芒，不亮眼，不華麗，但我們總應該可以有說話的權利吧，雖然也可能沒有人想知道，因為這個社會可能從來不想起我們。
剛過去的新年在社區內書法老師揮豪寫給腦細一推揮春，我選了「與街坊同行」的一張；我自己卻寫了幾張「全民退保」、「課外活動津貼」、「照顧者津貼」和「標準工時」等等，這些與「招財進寶」和「五福臨門」相對著，當然毫不起眼，但張貼起來晾乾之際，不會有人會想拿取，但總會被路過的街坊看到並念念有詞。
「與街坊同行」，是組織者心中，一種帶有重量的信念。何謂同行？如何同行？
地區議員辦事處的運作是，只要辦事處開著門亮著燈，就會有街坊進門，按著自己心中想議員辦事處幫忙的疑難提出求助。月入不過萬五一家四五口的基層街坊想要了解如何申請職津；雙老殘障家庭想要通渠不交300元搭棚費用；新來港婦女遭受家暴想要緊急支援逃離如囚室的家；受污水渠滲漏困擾得每天清除污水而變得神經緊張的想要食環滲水辦從速處理的街坊；因丈夫急性腎衰竭而想要調遷至較大單位擺置洗腎機的長者街坊，議辦打開了門，只要我們呼吸著，接每一秒也要想方設法協助尋找相對應的途徑解決於街坊心中對他們造成萬般困擾的疑難，上述疑疑難少至數天可以解決，而大至可以達上半年或更多的時間才可解決。
透過傾談了解，出議員信，追趕不同政府部門加緊跟進，有些疑難可得到完滿解決，有些卻只落得強差人意的結果，但我們是否就此和街坊的關係，會因著個案結束close file而完結擺了？然後就慬慬因為我們幫過他，而最後只能化成選票一張罷了？這樣就能夠體現「與街街坊同行」的信念嗎？事情就這樣的片面和簡單了嗎？那建制派的議辦也能「與街坊同行嗎」？
「我全家都投俾你架，點解你無口罩派？」
近日不少街坊都有這樣說過，縱然議辦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不停搜尋口罩貨源，同時不停落訂後不停被cut單下，到終於找到了相關防疫物資小量貨源後，協助團訂，逐一聯絡上近300多名街坊，做到氣喘氣咳，都會有街坊向議辦責罵：「派咁少，不如唔好派？」但我們只能弱弱回應道，我們已經是急民生所急了，我們只能找到數量有限的防疫物資，對不起對不起。這次的疫災，顯然不就是我們為政府惡劣施政下吃的屎了嗎？都數不到這是第幾次了，我們真的是「地方官」月入十萬嗎？單靠我們之力能推得動到政府向市民派發csi口罩嗎？能叫政府全面封關嗎？能叫政府管制口罩價格嗎？
人禍災情下，人命關天，「與街坊同行」，那街坊可以與我們同行嗎？於爭取自身權益裡（人人有口罩，防疫是人權），於實踐公民權益裡，街坊除了投了一票以後，就再無任何時情可以做了嗎？那我們跟建制派有甚麼不一樣？
「疫情咁嚴竣，唔好咁多人聚集，唔好遊行唔好請願啦！」一位民選議員道。2月3日元朗區議會開會前，十多名街坊聚集於議會門前等待政府官員聽街坊於防疫上的訴求。「快啲走啦，咁多人！」一位政府官員接過街坊手上的請願信後娓娓道來，卻激起街坊的怒憤，除後是更響亮的口號聲。雖然區議會口罩招標進度不會因為街坊響亮的口號聲而立即完成招標，但其後區議會購買口罩撥款加馬了；同時醫護罷工也沒有令政府全面封關，但也能成功逼令政府封多了關（羅湖落馬洲港澳碼頭），那我們可以忽視街坊和民眾前進的步履嗎？
街坊因著口罩荒而到議會外請願，結果也因此看到了官腔背後官僚鄙劣的咀臉，受上十幾萬元薪金的官員在市民沒口罩時不是加緊督促口罩招標進度，而是叫街坊快啲翻屋企。
無論是街坊個案，還是口罩荒潮，我們也期望能和街坊一起，看到制度的不堪，知道不堪制度對人造成不合理剝削和對待後，能夠一起想辦法改革制度，做個案不應只是做個案，派口罩不應只是派口罩，我們是要同行，一起改變。
除了投票外，我們可以忽視街坊和民眾前進的步履嗎，忽視街坊改革制度的可能嗎？我們是要做著和官僚一樣的工作，不斷幫街坊去權嗎？
「與街坊同行」是我們一群從不起眼的組織者，一個打中我們心中要害，重得要很的信念。社會可能打從建立初時，就不需要我們這一群煩西，除非唔係。